李建成墓志:碑石上的千年隐秘

中央广电总台纪录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第二集:深度披露抗美援朝决策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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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成墓志志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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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成墓志志文。

作为一种特殊文体,墓志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悠久历史和广泛应用。在我国,墓志约莫从秦汉时期最先盛行,于南北朝时期基本定型。经由数百年的生长,墓志不光要记叙逝者的姓名、卒年、籍贯、门第、生平事迹等信息,而且还对其所用碑石材质、碑石造型、图案纹饰、文体花样等也有品级明白的详细划定,形成了一套严酷的礼仪章程。

隋唐时期,墓志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同时也更为显著地体现出差异社会阶层的差异。一般来说,相较于中下层官员和普通百姓所用墓志,高级官员和贵族所用墓志呈现出形制高峻、志文恢宏、纹饰繁复、刻绘精致、用料考究等显著差异。然而,唐朝首位太子李建成的墓志,不仅在文体内容和外观形制上与其身份颇为不符,而且在碑石上还存在显著的修改痕迹。这种反常情形的背后,隐藏有哪些历史信息?这方墓志的内容,与史书的纪录有收支吗?

李建成墓志

职称:一级文物

岁数:1300余岁

户籍挂号时间:2013年3月15日

籍贯: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

现住址:西安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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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仔细观看李建成墓志与郑观音墓志。

差异寻常的墓志

李建成是唐朝首位太子,从晋阳起兵最先,先后介入了攻克长安、平定河北等主要军事行动,唐朝确立后,他还承担起牢固北境边防、治理军需后勤、协助唐高祖李渊处置内政等事务,一度在同李世民的储君之争中占有了优势。然而,玄武门之变发作后,李建成本人身死就地,其子嗣遭到洗濯,其政治影响也随即烟消云散。此外,李世民乐成继续皇位后,还多次修改史书,力争抹去李建成在唐朝建立与牢固历程中的存在感。

“考虑到这样的历史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李建成墓志的形制、规格为什么会与他的太子身份不相匹配了。”9月9日,在西安博物院,讲解员鞠鑫海向记者讲述了李建成墓志的宿世今生。

“李建成生前履历了大起大落,死后又遭遇改葬、盗墓,其墓志同样也有一段崎岖的履历,在2005年出土后不久便遭到不法分子倒卖,直到2012年警方破获一桩文物销售案时才被追回,并在第二年移交西安博物院珍藏。”鞠鑫海先容,虽然几经荆棘,但墓志依然保留完整,对于研究初唐政治有着主要的历史价值。

李建成墓志分为志盖和志两部分。志盖为盝顶形,顶边长39.5厘米,斜边长10.5厘米,底边长53厘米,高12厘米,阳文篆书 “大唐故息王墓志之铭”。“篆文雕琢古朴,遒劲有力,整体书风正经恭谨、庄严肃穆而不失华美之姿,应当是出自名家手笔。而且,志盖在镌刻时还掺杂有鸟虫书的装饰性笔画,并以篆书为字形基础作局部的装饰性处置,周围漫衍有写意的花鸟纹饰。”鞠鑫海说。

志为方形,边长52厘米,高11厘米,正面刻有志文,周围为素面,无纹饰。其中,志文用十字线界格布排,纵横各9行,志文隶书,笔力隽秀,开合自然,镌刻刀法精练,一丝不苟。然而,令人感应意外的是,志文仅55字:

“大唐故息隐王墓志”

“王讳建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薨于京师,粤以贞观二年岁次戊子正月己酉朔十三日辛酉,葬于雍州长安县之高阳原。”

云云简短的文字,仅纪录了李建成的卒年、埋葬时间、地址及谥号,缺失了生平、功勋、评价等,以至于连墓志的界格都没能填满,留有近三分之一的空缺。据《新唐书》纪录,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的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诏除建成、元吉属籍”,将他们从皇族族谱中剔除出去,作庶民看待,但到了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又“追封建成为息王,谥曰隐,以礼改葬”,最终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恢复其太子名号,“诏复隐王曰隐太子”。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贾二强教授指出,从内容上来看,李建成墓志正是反映了贞观二年改葬之事,在详细时间上弥补了史籍纪录的模糊不清的缺憾。此外,《唐会要》《长安志》等史籍仅纪录李建成墓位于京兆府长安县境内,而墓志明确指出其详细位置是在高阳原(今长安区郭杜镇西南),墓志的现实出土地址则进一步佐证了这一点,弥补了史书纪录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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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李建成墓志一同出土的郑观音墓志志文。

墓志之外的历史

李建成墓志所纪录的内容看似平时,和史书上的纪录也相吻合,没有通报出抓人眼球的新鲜信息。然而,在西安博物院的研究人员伏海翔和李超看来,李建成墓志的价值,既在志文之中,又在志文之外。

作为第一批接触到李建成墓志的研究人员,伏海翔和李超注意到志文短少的问题后,便不禁反问:为什么志文会缺少生平、功勋、评价等基本信息?参照史书纪录,他们判断,志文短少暴露出李世民及其政治团队对玄武门之变和对前太子盖棺定论感应棘手。在传统观念中,以政变的方式争取政权是违反伦理纲常之举。因此,若何誊写李建成的生平、功勋,誊写之后舆论又将作何评价,成为李世民不得不面临的难题。

在《贞观政要》《唐会要》中,就有李世民由于此事多次要求查看当朝起居注、授意史官修改国史的纪录。在贞观十六年(一说贞观十四年),翻阅玄武门之变的相关纪录和史官谈论后,李世民并不满足,以“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的例子自比,以为玄武门之变是“义同此类”的正义之举,要求史官重新誊写这一史事。

伏海翔和李超以为,虽然修史之事发生在刊刻李建成墓志之后,但仍然能够反映出玄武门之变始终是让李世民如鲠在喉的心结。他忧郁史官对政变有不利于己的纪录,急于纠正史书对政变的评价,立下了“义同此类”的总基调,起劲消除此事的消极影响。

史官修史,关系到对重大史事的纪录,也关系到死后名,李世民对此难以回避。因此,淡化、抹黑李建成的往事,成为他处置相关问题的基本方针。

学者李树桐在《唐隐太子战功考》一文中考证,在李世民的授意下,史官纪录李建成的战功时,对其本人所立战功,除去其名,或改为战败;对其属下将领所立战功,则纪录从略,或不写明该将领属于李建成麾下。然则,修改史书也并非易事,很难做到点水不漏,李建成的事迹不仅见于他本人的传记,也散见于与他有过交集的众多文武官员的传记,相关纪录中仍然留下了不少前后矛盾之处,《资治通鉴》就明确示意“盖史官没建成之名耳”。

相比于史官修史,刊刻墓志则主要关系到众人的评价,影响舆论。李建成败亡后,消除其影响、抚慰其旧部是一项尤为主要的事情,“诏除建成、元吉属籍”就清晰地解释晰李世民的真实意图。迁延近两年时间之后,李世民一方面“追封建成为息王,谥曰隐,以礼改葬”,宣示其恻隐之心;另一方面在刊刻墓志时回避了李建成生平事迹等敏感问题,仅用谥号“隐”表达政治态度,以一种省心省力的方式回避了舆论争论,宣告此事暂告一段落,然而并未对玄武门之变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作出有力的注释,为后世留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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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李建成墓志一同出土的郑观音墓志志盖。

墓志上的修改痕迹

若将眼光重新聚焦在志文自己,可以发现,志文最显著的特征即是“隐”字有显著的修改痕迹。“隐”是李建成的谥号,是志文中最具分量的字眼,直接通报出李世民对李建成的评价和态度。它的改动,间接地反映了李世民在制定谥号历程中的矛盾心理,这是对史书文籍的主要弥补。

鞠鑫海先容:“在碑石上,‘隐’字存在磨损痕迹,磨损处长5.3厘米,宽4.4厘米,且相较于整篇志文,向下凹陷了0.12厘米。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隐’字之下,还残留有一道浅浅的笔画,经专家识别后确以为‘戾’字。但从字迹来看,无论是后刻的‘隐’字照样原先的‘戾’字 ,都与其他字的字迹一致,应当是统一人所书。”

《唐会要》对此事也有纪录:“贞观二年正月,有司奏谥息王为戾,上令改谥议。杜淹奏改为灵,又不许,乃谥曰隐。”

可见,李世民与群臣确着实李建成谥号问题上有过分歧。那么,这三个谥号划分代表什么寄义?根据谥法,“不悔前过曰戾”“乱而不损曰灵”“隐拂不成曰隐,明不治国曰隐,怀情不尽曰隐”,“戾”和“灵”带有强烈的贬义,被视作恶谥,而“隐”则示意平庸,没有太多的贬低之意。

伏海翔和李超以为,对李建成的定性,直接关系到李世民获取皇位的合法性,无论过褒照样过贬都不合适。“戾”的本义是“忤逆”,典型例子如汉武帝时卫太子叛乱身死,“以违戾擅兴师”,被后世称为“戾太子”。可以想见,群臣正是欲将“以违戾擅兴师”这一理由套用在李建成身上,使其成为玄武门之变的“发动者”。

石碑上的磨损痕迹也解释,李世民最初赞成群臣的看法,倾向于选用“戾”,直到最后关头才改变主意,定为“隐”。从史书的纪录来看,李世民多以“六月四日事”作指代玄武门之变,不愿多加提及,“戾”反而会起到强化众人对此事的关注的作用,与其政治意图不符。与之相反,对李建成以礼改葬,弃“戾”用“隐”,正是李世民即位之初塑造小我私家形象的良机,宣示了更为平和宽松的政治态度,利于清闲时势、抚慰人心。

李建成墓志的出土,充分体现了李世民对李建成定性时的郑重处置,反映了他进退维谷的真实态度,其中的细微之处史书虽然语焉不详,却以墓志的形式得以保留。(记者 陈志涛文/图)

记者手记

墓志删削 史迹犹存

一谈到李建成,人们往往会首先想到他与李世民的储君之争,想到那场影响了唐朝前进轨迹的玄武门之变。伴随着二人输赢的决出,胜利者主导着历史誊写的方式,甚至能对历史誊写的真实性施加影响。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而言,这或许更多的是出于现实需要的选择;对于略有耳闻的时人而言,这或许意味着对时下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的打击;对于现如今的我们而言,这或许意味着我们在领会这段历史过往时,会听见指向差异的历史可能性的多重声音。

这多重的声音事实有几重,是否有强弱主次之分,是将历史指向清晰的路径之上,照样导入争论不休的迷雾之中,在很大程度上与史料留存的丰寡情形息息相关——不仅仅是传统的史书文籍,还包罗出土文物。

以李建成谥号的评定一事为例,在墓志出土前,我们仅能通过史书中简略的文字,得知曾先后有过三个备选的谥号,但无从得知评定历程中发生过哪些曲折。在墓志出土后,通过志文已写的和应写而未写的内容、删削增补的痕迹,这段不甚明晰的历史过往溘然变得明晰起来,原本草蛇灰线般的故事也有了丰满的血肉和生动的细节,让千百年后的我们也能感知到昔人的心绪转变,在历史长河中体会到古今共有的情绪。

谛听文物的故事,一方面是要关注文物所承载的墓志、铭文等直观的历史叙事,另一方面是要关注文物自己与其背后的社会环境、礼仪制度等文化内在之间的联系。在李建成墓志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诸多体现历史细节的要素。例如,墓志的书法、刀工、纹饰体现出了深挚的艺术修养,有较大可能性是出自名家手笔,与墓志四侧所接纳的素面处置方式形成了鲜明反差,引人深思。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与李建成墓志一同出土的另有其妃子郑观音的墓志。李建成败亡后,郑观音被安置于太极宫的宫室之中长达50多年,直至去世之后才与李建成合葬一处,享受到“皇情轸悼,礼有加隆”的优待。然而,志文中也有“泰终则否,福极生灾,祸构春闱,刑申秋宪”的文字,显露出外面的优待之下,郑观音50多年来的兢兢业业和孤寂凄苦,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李世民在处置李建成支属时的态度和态度,并与李建成墓志相呼应,为印证相关史事提供了厚实的史料佐证。(陈志涛)

泉源:陕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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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源: 陕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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