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国耻!“九一八”之夜,若是抵抗了,会怎样?

文物中的抗美援朝丨特级英雄杨根思荣获的奖章和勋章证书

杨根思,1922年出生在江苏省泰兴县一个农民家庭里。很小的时候就在上海一家工厂做童工,失业回乡后又给地主家做“牛倌”。 1944年他成为新四军的一名战士。194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作战中机智勇敢,曾在围歼泰安守敌的战斗中,用18颗手榴弹夺取制高

历史没有“若是”。可对于“九一八”之夜,我们不妨“若是”一下:若是抵制了,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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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情那时,日军在东北有正规军1个师团和6个自力守备队,约1.4万人,在乡武士(退伍武士)1万余人,尚有警员3000多人。东北军有正规军16.5万人,非正规军4万人,其中仅北大营7旅就有7000多人。东北军散在各地,日军也不是集中优势军力攻击北大营和奉天城,而是在炮轰北大营后,即在南满(今沈阳至大连)、安奉(今丹东至沈阳)铁路沿线10余座城镇,陆续提议攻击。那时日军第2师团,其主力还在辽阳。攻击北大营的,只是第2自力守备大队的600多人。从整体到局部,东北军的数目都占绝对优势。

从总体上说,装备固然是日军好,但北大营的7旅一点儿也不比日军差。旅属战车队、迫击炮连、重机枪连,有轻型坦克12辆,8.4厘米迫击炮6门,马克沁重机枪12挺。团属迫击炮连和重机枪连,与旅相同,另有个装备4门3.4厘米口径平射炮的平射炮连。每个步兵连有捷克式轻机枪12挺,同式步枪120支,掷弹筒12具。许多军官是陆军大学、保定军官学校、东北讲武堂毕业生,另有留学英美和日本的,士兵几乎没有不识字的,基本都是高小以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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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成战斗力的诸多因素中,必不可少的另有精神的气力。在“不抵制”造成的乱成一团的当口,那么多官兵奔去枪械库踹门砸锁干什么?那么多人执行“挺着死”的下令,虽然不无悲痛,却也说明他们并非大难临头就炸了营的乌合之众。而620团3营,从起床到全副武装聚集完毕,只用了10多分钟,同样说明这是训练有素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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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策划了“皇姑屯事宜”的河本大作是怎么说的:“若是那时奉天军敢于试图公然反抗,则敌我军力相差悬殊,日本方面的夜袭必败无疑。只有守候越日,即19日由辽阳赶来的第二师团主力的到来,再次提议攻击。那样,战局就将再起波澜,陷于庞大的状态,决不会有几天内便相继占领奉天、长春以及吉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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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北大营、奉天城和南满各地东北军全力抵制时,如能紧要调动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军队乘火车南下,一年前进关的精锐固然也要出关。19日天亮后,再出动飞机。这一天,日本驻朝鲜飞行队也到了奉天,可它能来多少架?东北军有200多架飞机(另有说300架),空中仍然有优势。你打炸我的北大营、奉天城和南满、安奉铁路沿线城镇,我打炸你的军队、大营和南满、安奉铁路,以及一切可以打炸的目的。特别是谁人第2师团主力,无论还在辽阳,或是北上奉天途中,都要把它打炸个一塌糊涂。日本军队再多,飞机军舰再厉害,也是远水不解近渴。一时间,即便不是把小鬼子打垮了,也把它打住手了。你打不下去了,那就坐下来谈吧。再把“国联”代表,或调查团什么的找来,那就更好了。

再看江桥抗战,数万敌军在飞机、装甲车、重炮掩护下不停攻击,东北军以死相搏,鏖战16天,光日军就毙伤5000余人。须知,那时东北已是大势已去,马占山自力难支,他指挥的又是黑龙江的省防军、屯垦军,比起北大营7旅这样的国防军,从官兵素质到武器装备都差多了。

事情之际,最需要的是当机立断,抱定打烂坛坛罐罐也要血战到底的刻意。由于对东北、东北军和张学良而言,这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是最后的斗争了,必须咬牙横心,豁出老命小命拼命了。

可这位当家人有这等气势吗?

事情第5天,张学良召集高级将领集会,钻研东北对策。

于学忠以为,日军现在东北各地横行,我们虽然制止周全冲突,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军力,哪怕牺牲3个团,也要给敌人袭击,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国人。同时建议在北平的吉林、黑龙江两省军事主座,尽快返回防区,掌握军队。

张学良那时赞成了,翌日又变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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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日军攻陷后的北大营

奉天陷落,东北边防司令主座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跑到锦州挂牌办公。这回从蒋介石到南京政府,可不是有点儿含糊其辞,甚至让人以为不无嫁祸于人味道的“响应处置”,而是下令抵制了。因“九一八”事情而特设的特种外交委员会,秘书长顾维钧,或小我私家,或与宋子文联名,一再致电张学良:“兄拟将锦州驻军自动退却,请暂从缓。”“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小我私家计,自当力排难题,期能防御。”蒋介石也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切勿退却。”“航空第一队已限3日内到平,归副司令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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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在沈阳外攘门上向中国军队进攻

“兄为国家计,为兄小我私家计”,这话是不是已经说抵家了?事情当夜,板垣征四郎是以本庄繁的名义下达攻击令的,一步到位。东北军则是赵镇藩、王以哲、荣臻,一级级叨教到张学良、蒋介石那儿,蒋介石又把球踢给了张学良。若是说少帅年轻,还缺乏历练,由不抵制到抵制,事情那时就让他作出这样的决断,是勉为其难了,但到江桥抗战时已经一个半月了,是不是应该回过味儿了?那里江桥受阻,这边再召集精锐出关、出锦州,向奉天攻击,劁猪割耳朵,让小鬼子两头难受,不是挺好的机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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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情后的个把月左右,甚至再长一点儿的时期,对东北的运气走势是至关紧要的。日本也在调整政策,它也不是铁板一块,某种程度上也是走着瞧,看你的动向和战场上的态势。各地一些执掌大权的、厥后投靠日本的人,也在看着少帅的动作。他们中的不少人,照样不愿意戴顶“汉奸”帽子的。至于马占山、李杜、冯占海、苏炳文等爱国将领,则希望少帅率兵出关,打回老家。

隐忍而无自尊、自重,只是一味屈辱地忍让、退避,这不是纵容、助长侵略者的野心和气焰,把东北拱手让给人家了吗?即便日本不惜一战,从本土调来重兵,大打出手,东北到底照样沦亡了,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不也能赢得众人的尊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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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 历史博物馆馆内纪念碑

“九一八”事情前后,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委曲求全,希望事态不扩大。现在明了了,对日问题着实没有委曲求全之道,已往这样想,不过是一个空虚的憧憬。在十四年抗战中,无论蒋介石显示了怎样的信心和气节,也无论张学良在“西安事情”中怎样像鹰一样冲上历史的天空,在“九一八”事情这样决议民族生死、历史走向的关头,他们都不是龙,而是虫。

《现代阅读》杂志推荐 长江文艺出版社《雪冷血热》 作者:张正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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