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争取李宗仁归国 周总理做了大量的事情

中原东路突围:皮定均、徐子荣隐瞒了一生的“秘密”

1946年8月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则令延安军民格外振奋的战斗消息:“中原突围皮定均旅全部胜利到达苏皖解放区。”华中《新华日报》亦发短评,题目为《谨向皮定均将军所部致敬》。短评称: 这一令人兴奋的消息,无疑地将给面临严重斗争的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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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4月至1965年6月的10年间,我5次上北京,为李宗仁回归祖国做准备。每次到京,都获得周恩来总理的亲热会见。为争取李宗仁归国,周总理做了大量的事情,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一)我一上北京,总理高度评价李宗仁先生《对台湾问题的建议》

1949年12月5日李宗仁赴美,行前他先到香港,在香港的一切是我替他放置的。

李宗仁于11月20日上午到香港,蒋介石先后派居正、朱家骅、洪兰友、郑彦棻等两次来港挽留李宗仁,李未示意什么。我替李宗仁办完一切手续后,他决议把我留在香港。我估量他此次赴美治病是一时权宜之计,最后一定要回到祖国来,可能让我在香港起桥梁作用。

1955年秋李宗仁揭晓《对台湾问题的建议》,事前他的头脑转变有其生长的历程,主要是下面几种因素:

一、50年代初,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伟大的胜利。在战史上,美国从没有被其余国家打败过,可是却败于开国未久的新中国,此一事宜深深地感动了李宗仁,以为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

二、1955年头,美国政府宣布了与台湾政府签署的《配合防御条约》,1月29日,美参议院还通过了《授权艾森豪威尔总统协防台澎区域案》。对此,李宗仁以为,这是美国过问中海内政,阻碍中国统一,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他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默尔而息,而必须有所主张。

三、1955年4月,周总理在万隆亚非集会上公然宣布,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这也给李宗仁一个很大的启发。

李宗仁《对台湾问题的建议》揭晓后,引起北京的注重。由于从此时起,我在九龙荔枝角靠山面海的寓所,就经常有进步人士登门拜访了。

1956年1月中,在《大公报》事情的一位同乡陪同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金尧如来看我,手中拿着一份刊载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述》的《大公报》给我看,希望我对这篇讲述揭晓一些意见。我对海内知识分子所处的田地一无所知,能够说些什么话呢?以是我就顾左右而言他,使访客怅怅而归。

三个月后,也就是1956年4月下旬,上面那两位同伙又两顾茅庐,金尧如一会晤就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接到北京长途电话:李济深先生希望你去北京一谈,来去自由,而且保密。”还要我提出条件。我说:“我去北京,没有什么前提条件,但此问题大,容我思量一天若何?”马上约定第二天下昼3时在九龙太子道一家咖啡馆会晤,作出回答。

当晚,我同妻子商议后,我就下定了去北京一行的刻意。我说,开国以来,海内先后经由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运动频仍,外洋一些知识界对大陆惊心动魄,不敢跨入深圳河桥头半步,但我自己却有怪异的怀抱:第一,我对台湾所提“规复大陆”,以为是扯淡,不值一顾;第二,我对共产党素无成见;第三、共产党向来讲话算数,此行可能走出一条新的门路来。我毅然北上了。

1956年4月尾我到北京,方知道此事不是出自李济深的策动,而是周总理决议的。黄绍竑曾对我说:我到北京的那一天下昼,他正加入周总理召集的一个集会,在散会时,总理对他说:程思远今天到了北京。十分显著,我之来京是出自总理的决议。

5月6日晚,张治中先生请我用饭,他对我说,明天下昼,政协礼堂三楼举行酒会,招待外洋归侨,周总理为要见你,也来加入,你最好写一些质料事前由我交给总理。翌日上午,我就写了一份题为《从美、日、港三方面来考察台湾问题》的讲述交给张治中先生。

5月7日下昼3时,我到政协礼堂加入酒会,不久,周总理来了,他对周围的人群打了一个招呼,就径直走到我同张治中站的地方来。文白先生正想给我先容,总理已向我伸出手来,他握住我的手,热情地说:“思远先生,久违了,我们 1938年曾在武汉见过面。”

我们站着谈了一会儿,总理随即对站在周围的刘斐、余心清、刘仲容、刘仲华说,你们陪陪思远看一看北京的名胜古迹。又对我说:我们过几天还要会晤。

5月12日中午,总理在中南海宴请我。刘仲容陪我从西北门进中南海,先在李克农副部长办公室谈了一会儿,然后由李陪同到紫光阁去,在那里受到总理热情的接待。在座的尚有李济深、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黄绍竑、刘斐、陈铭枢、屈武、余心清、刘仲容、刘仲华以及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相互都逐一握手致候。

宴会厅在紫光阁客厅后面,总理举起手中的羽觞向我祝酒。在宴会中,周总理高度评价李宗仁的对台湾问题的建议。他说:李德邻的意见很好,只有一条我差别意,他主张台湾非军事化,这怎么可能呢?就是台湾回归祖国以后,照样需要军队守护嘛!总理提到白崇禧时说,白健生颇自尊,实在他政治上没有远见,竟听信蒋介石的话,把他骗到台湾去了!

总理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来论述人民解放军战略方针生长的历程。他说,在济南解放后,我们知道人民解放军可以攻坚了,马上发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终于打败蒋介石,统一了全中国。他继续说,当1949年和谈时,我曾告诉刘仲容,要他对李德邻先生说,把广西在安徽的46军调到南京来,这样李先生就可以行使他的权力签署和平协议,他也可以留在南京守候解放军的到来。惋惜他没有做到这一点,一错再误。

谈到台湾问题时,总理说:我们一贯主张全民族团结,一致对外。为了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有过两次互助,并肩作战,否决帝国主义。到了今天,相互处境差别,只要人人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国共两党仍然可以重新携手团结起来,争取第三次互助,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总理说,从现在起,我们不派人去台湾事情,我们不在台湾内部制造盘据,我们希望台湾所有过来。台湾政府如要领会海内情形,尽可以派人来大陆考察,我们将提供一切辅助,他们不必派特务来举行破坏流动。国民党军政卖力职员来大陆探亲、探友、旅行,我们将给以种种利便和协助,并保证他们来去自由。总理还提到请李宗仁先生回国看看。

总理在谈话中着重指出:“和为贵”,“爱国一家”,既往不咎,立功受赏,希望国民党人对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总理日理万机,这一天的接见、宴会和谈话竟花了三个钟头。我真不胜荣幸之至。固然总理的话不光是对我小我私家说的,而是对外洋爱国人士的一次真诚的召唤。

我回到香港,将此行经由函告李宗仁,他来信示意不快,谓此行关系重大,事前何不相商?并声名他虽提出对台建议,但其中心态度迄未有任何转变。

(二)我二上北京,总理说李宗仁先生现在回国定居时机还不成熟

1959年,我回来加入开国10周年庆祝流动。接到通知说,先去东北观光,然后回京听候周总理接见。

9月24日,周总理在紫光阁召见,在座的仅张治中、邵力子和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副主任罗青长。

总理首先问东北之行的观感,我说开国仅10周年,但东北重工业建设已门类齐全,初具规模,生长是迅速的。

总理说,你转来李德邻先生信,他自愿将他珍藏的历史名画献给国家,这是他爱国主义精神的显示,政府思量接受。

总理又说,德邻尚有信给李济深先生(注:此信系由费彝民转来的),示意将回国定居,我以为他回国的时机还不成熟,未来我请你到欧洲去同他谈谈再说。这是总理第一次示意要我赴欧同李宗仁会晤。

总理接着说:“你有一个女儿,叫林黛,在亚洲影展获得两次女主角奖。”我插口说:“1957年是《金莲花》,1958年是《千娇百媚》。”总理说:“这个问题是章士钊先生提出来的,他每年去香港一次,他以为应该争取你的女儿林黛归来。”总理还没有说完,张治中插嘴说:“总理,你不知道,思远已经同林黛的母亲仳离了,女儿通常总是听妈妈的话,思远怎么可能对林黛施加影响呢?”

总理看着张治中说:“文白先生,原来你同思远都是三青团的,以是你帮着他呀!”说罢哈哈大笑,这个问题就没有谈下去了。

25日总理邀我乘坐他的专列同去观光密云水库,偕行的有廖承志、罗青长等。

这次回港以后,着手把李宗仁存在纽约的字画运到香港来,然后又送到北京去,不久得总理寄语:这些字画,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赝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将助他一笔赴欧的盘缠,以壮行色。1960年春,李宗仁派他的夫人郭德洁到香港,收受了这一笔外汇。

(三)我三上北京,总理要我转告李宗仁不要对美国抱有理想

1960年美国大选,岁数刚过40岁的约翰·肯尼迪入主白宫。美国人普遍对他寄以期望,以为这位哈佛大学身世又当过参议员的年轻总统,将对杜勒斯制订的僵硬的对外政策,来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李宗仁也以为肯尼迪对新中国的态度对照缓和。于是在张欲海教授辅助下,写给肯尼迪一封信,贺他当选总统,并望他就职以后,调整对华政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肯尼迪复了李宗仁一函,说此事关系重大,将予稳重研究。实在这是天南地北的例行公事。李未来去翰札都寄给我,嘱送周总理核阅。

1961年6月上旬,总理要我回国一行。在接见时对我说,李德邻不要对美抱有过高的理想。肯尼迪年轻气盛,想干出一番事业,但摆在他眼前的问题太多,改变对华政策,一时还不会列到他的议事日程上来。总理重申派我到欧洲去同李先生谈谈,希望李先生对美国不要抱有理想。

(四)我四上北京,总理让我向李宗仁转达三件事

1963年7月14日出书的《欧洲周报》,刊有意大利女记者玛赛丽写的一篇《李宗仁先生访问记》。李宗仁对该记者说:“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由于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降生。”全篇谈话洋溢着李氏憧憬祖国的热烈心情。

我同李宗仁先生约好,12月在瑞士苏黎世会晤。11月中我先回国向总理叨教。那时正值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划分举行第三届第四次集会,总理忙得很。一天晚上,我在西总布胡同一个特设的招待所被叩门声吵醒。开门一看,原来是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他说,快穿衣服,总理在西华厅等你。

那是晚上7时许,总理处理了一天的政务,照样神采奕奕,笑容可掬。总理要我向李宗仁转达三件事:

一是“四可”,那就是李先生可以回国定居,他刻意回来,我们示意迎接;可以回国后再去美国;可以在利便的时刻再回来;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总之,我们浏览德邻先生的憧憬祖国之心,但一切不强加于人,由他自己决议。

二是“四不能”,李先生不要介入中美关系;不要介入美台关系;不要介入国共关系;不要介入第三势力。

三是要过“五关”,五关是政治关、头脑关、社会关、家族关、亲友关。

总理要我把上述各项内容背熟。然后亲送我到门外上车,殷殷嘱咐,使我深为感动。

1963年12月 19日我飞抵苏黎世,在某饭馆同李先生会晤,转达了总理对李先生的期待,完成了我的特殊使命。由于我校原定时间迟到几天,避开了联邦调查局特务的跟踪,从而使李先生第二次脱离美国时不致受人注重,终于顺遂地从外洋回到祖国怀抱。

(五)我五上北京,总理让我去瑞士亲自接李宗仁回国

1965年 6月 13日,我接纽约电,知李宗仁已于13日离美飞瑞士,即于14日派石泓持电赴广州用电话向北京叨教。15日石谢返抵香港,谓总理要我去北京一行。

6月 18日中午11时我飞抵北京,国务院“外办”的同志把我送到中央统战部礼堂,在那里见到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中央统战部长徐冰、全国政协秘书长乎杰三、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以及冯锡同志。

周荣鑫同志说,总理今早脱离北京,出访非洲各国,临行他委托我们把下面几件事向你转达:

一、政府发给李先生一笔回国盘缠,由你带往瑞士面交。

二、同时发给你一笔盘缠,请你去瑞士把李先生接回来。

三、你到苏黎世时,将有卖力同志同你联系,有问题同他商议解决,他将给你以需要的辅助。

谈话事后,周荣鑫等同志在统战部礼堂设便宴招待我。那时统战部的厨师以烧方块砖肉着名,我无例外地在那天中午享受了这味佳肴。越日我即离京南飞,准备赴欧。

我因签证延误,直到6月28日才飞抵苏黎世,那时李夫人郭德洁也飞抵瑞士了。

李宗仁想邀前国民党政府原地政部长吴尚鹰及其次子李志圣偕行,他们久久未到,有关方面正准备放置我们去洛桑小住。7月12日却突然接到通知,必须在13日下昼2时脱离苏黎世。我们实时启程。在我们腾飞不到两小时,台湾人马就带着白崇禧的亲笔函来找李宗仁了。

由于香港《快报》 7月 14日报道李宗仁的行踪,引起了各方面的注视,为了平安起见,以是我们在卡拉奇休息几天。

(六)周总理热情迎接李宗仁归来,待以上宾之礼

1965年7月18日上午8时许,我同李宗仁配偶飞抵广州白云机场,受到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热烈迎接。同他们在机场吃粤式早餐后,继续腾飞,11时抵上海。万万料想不到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偕上海市委陈丕显等领导人到机场迎接我们。李宗仁受到云云礼遇,感动极了。

当晚陈丕显同志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即前法国总会)设宴招待李宗仁配偶及我本人,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均加入了。罗青长副秘书长告诉我,总理昨晚通宵未眠,一直等到接获李先生座机进入我国境内的讯息,他才安然上床休息。

7月19日上午,总理在文化俱乐部与李先生会晤,我与罗青长、刘述周、姚仲康加入。

总理说,李先生万里归来,我们很为你的平安忧郁。台湾方面四处探问李先生的新闻,但所得新闻都是不准确的,证实他们情报落伍了。

在谈到台湾前途时,总理说,台湾问题的解决,待未来时机成熟,自有人自告奋勇,通过政治途径,将台湾重新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总理讲这些话时,满怀信心,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总理对李先生重申“四可”精神,他说:李先生说过,一回来就再不出去了。然则“四大自由”照样要讲的。1963年11月,我曾请程思远先生转达了“四可”的内容。现在,我们还要重申来去自由。来去自由,不单是李先生的问题,尚有你太太。你太太还可以去香港。

7月20日上午,周总理的专机先腾飞20分钟。等到李宗仁配偶飞抵首都机场时,又受到周总理、彭真副委员长等领导人的热烈迎接。当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设宴迎接李宗仁配偶,待以上宾之礼。

总理对接待李宗仁回国异常重视,指定中央统战部建立接待办公室,整个接待事情是在总理直接领导下有设计、有步骤地举行的。

1965年9月26日李宗仁在北京招待中外记者。这是开国以来首次举行这样大规模的记者招待会,是李宗仁在上海时提出要求而获得总理劈面准许的。9月24日,总理亲自指定吴冷西、龚澎、姚溱、张彦等四同志当招待会的照料,指示周详,具体而微。

(七)总理对我和石泓的照顾与关切

总理部署事情,异常仔细。1965年8月16日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和夫人举行家宴招待李宗仁配偶。加入者有彭真、陈毅、罗瑞卿、蔡廷销和夫人罗西欧、徐冰和夫人张晓梅、董其武、王克俊、黄琪翔和夫人郭秀仪、刘仲容和夫人张敏华、卫立煌和夫人韩权华,尚有平杰三、刘述周、罗青长、李金德。周总理进来时对人人说,今天宴客的名单是我圈定的。

及散席,客人先后辞出,我看到总理站在他的汽车后门,向我招手。我走已往,总理问:“石泓同志什么时刻到北京?”我说:“18日。”总理又说:“石泓同志替国家做了许多事情,她到后我们要宴请她。”总理想得多周密啊!

“文化大革命”发作后,我们始终没有受到任何滋扰,归根究底,是总理珍爱之功。每逢过年过节,总理总派人来看我们,问生涯上有无难题。那时我们从外洋带回来的钱还可以维持生涯,以是总不愿意以小我私家小事贫苦总理,实际上他忙得连睡觉时间都没有了。

1972年 2月22日,周总理设宴迎接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他过来向我祝酒,没有说什么。但在9月25日晚欢宴田中宰衡的宴会上,总理专程到我的面前来,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两人良久没有碰头了,让我们举起杯来互祝康健吧!”这是我所听到总理的最后的话。

1972年8月,总理通知统战部写一讲述,每月发给我生涯费。出乎意外的是,总理除在讲述上批照办外,还另外写一张条子,特支我一笔生涯补助费,总理想得何等深远,何等周密啊!这是我永远不会遗忘的一件事。

从1972年8月起,国务院机关事务治理局还遵照总理的指示,把已往我所坐的汽车重新开回我的寓所(“文化大革命”后,我曾要求将汽车开回国务院机关事务治理局集中治理)。从此时起,我虽没有走上事情岗位,但生涯却获得殷切的照顾,此皆拜总理之赐也。

1974年9月30晚,我应邀加入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开国25周年招待会。总理以生病之身,莅临主持。当他步入宴会厅时,马上泛起了令人十分激动的排场,全场沸腾起来,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在他致祝酒词短短的几分钟内,座上响起掌声有10余次之多。总理感人之深,在这里充实显示出来,这是发自每小我私家内心深处的声音,我那时就是这样想的。

我向来意志坚强,很少落泪。1976年1月上旬在北京医院向总理遗体告辞时,看到总理慈祥的遗容宛然如生,一桩桩往事霎那间浮上心头,不禁悲极而哭,盖情之所至,实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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