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完全由中共中央领导,却为何要用国民党的名义?贺龙以为南昌起义有哪两个错误?

人物|何其芳:没有官架子的正部级所长

何其芳是我国老一辈文学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坛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受到重用,担任了重要职务,并受命组建了文学研究所,出任了第一任所长。当时的文学研究所所长,是正部级,所以,何其芳是名副其实的部长级干部。 有些干部爱摆官架子,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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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党史、军史上最为重大的事宜之一。然则,今天的许多人也许并不知晓,南昌起义时扯起来的大旗上,却并非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标志,而是以国民党的名义。

起义决议打国民党左派的旌旗

1927年8月1日破晓,南昌城中爆发了由共产党向导的起义。由于南昌我方军力相对集中,战斗只举行了几个小时,起义便宣告乐成。

当天,南昌召开了中央委员各省区稀奇市外洋各党部代表联席集会,选举宋庆龄同志等25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8月2日下昼,革命委员会在南昌贡院侧举行委员就职典礼。会场悬挂着国民党党旗和孙中山遗像。

“八一”南昌起义完全是由中共中央的主要向导人提倡,中共中央赞成并部署,委派周恩来为书记,确立由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著名共产党员加入的前敌委员会——卖力向导和策动的。这是那时的基本情况。既然云云,为什么还要扯起一面国民党的旌旗呢?

就在起义的前十数天,中共中央对时势揭晓了一个宣言,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撤回加入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虽然云云,宣言仍充分一定了国民党的主要影响,一定了国民党信仰的孙中山主义及政策,因此,宣言最后仍有这样明确的看法:“国民党精神首脑孙中山之名誉的旌旗永远是在革命的民众、工农兵小资产阶级宽大的群众方面,决非反动的妥协的伪国民党所能偷窃的。中国几万万的民众始终要认得真正革命的国民党的旌旗,始终知道中国共产党永远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民众的气力始终要战胜一切反动叛徒的野心,而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

这个宣言,较充分地反映了那时的具体情况:一方面,国民党反动面目已经露出(蒋介石汪精卫于1927年划分发动了“4·12”“7·15”反革命政变),必须与其保持距离甚至对立;另一方面,认识到国民党的气力还相当壮大,而且内部并非统一,这是可以行使的。以是,几天后商讨南昌起义事宜时,提出国民党的名义问题,很快就获得通过。这一点,此次起义的主要策动者、主要向导人李立三,于昔时10月在讨论“八一革命之经由与教训”的讲述中,陈述得十分清晰:“那时我尚在庐山,得中(邓中夏)、平(谭平山)、(恽)代英等电召即返浔,加入集会,此次集会对暴乱(那时对起义的叫法)设计完全一致。在政治上决议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否决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续国民党正统……在这项纲要之下揭晓宣言(用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名义)第二日恩来自汉赶到,讲述中央意见,以为形势既已于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赞成。”

那时的共产党首脑瞿秋白厥后的著述中谈及那时形势时,也反映出这一点:“主要的意义是发动湘赣鄂粤的群众暴乱,重新团圆已受很大损失而散乱的革命气力,发动共产党军官之下级军队自力奋起与国民党左派军队配合否决国民党的武汉中央,否决蒋介石、李济深的统治,以革命的政纲招呼国民党左派群众起来配合奋斗。”

时至1972年,起义的主要向导人周恩来,还在一次讲话里谈到(大意):起义决议打国民党左派的旌旗,要搞土地革命,否决国共盘据。提法、口号是准确的,但起义后若何搞,人人都不清晰。由此看来,那时打国民党的旌旗起义,是中共卖力人都认可,都以为可以接受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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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南昌起义有两个错误

那么,起义军队是在何时丢掉了国民党的名义,树立起自己旌旗的呢?据张国焘的回忆,那是在起义队伍行进到广东汕头之后。“不两天,张太雷奉着中共中央的使命,由香港潜来汕头。他的到来,最初被视为是外洋的救星,令人兴奋,但我们知道了他的使命,又大感失望。他要我们凭据中央的新政策,将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丢掉‘中国国民党’这块招牌;放弃潮汕,将军队调驻海陆丰。齐集那里的农民,改组为工农红军。这是一件影响我们往后行动的大事。”这对正在战斗的军队和机构,显然会发生影响。因此,那时的起义向导人,并没有马上宣布。直到10月4日左右,病中的周恩来,被担架抬着进了流沙的一座小庙,在那里召开了一次紧急集会。在会上,周恩来宣布:现在我们奉中央下令,我们共产党不再用中国国民党这面旌旗了,将在苏维埃旌旗之下,单独地干下去。现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事实上已不存在了……周恩来的这一宣布,意味着起义军队完全成为共产党向导的军队,从现实到名义。

现实上,在起义队伍行进历程中,已有中共卖力人对打国民党招牌心存质疑了。李立三在昔时10月关于“八一革命之经由与教训”讲述的结论部门,就显示了这种态度:“国民党在武汉反动屠杀工农以后,已成为群众所唾弃已臭的死尸……革命委员会中险些全数C.P.(共产党英文缩写),然则每次开会时照样要宣读总理遗嘱,想起来真可笑!到瑞金以后已经在原则上决议要确立工农政权了,然则还舍不得一块国民政府的招牌,直到汕头失守,才决议作废国民党的名义和‘白色恐怖’的旌旗,这就是机会主义在这里作祟。”

南昌起义顾问团团长刘伯承,厥后曾回忆说:“此次英勇的暴乱,谁也知道是我们党的向导,应该明白地将我们党的真面目及政治主张宣布出来,(但)仍挂上屠杀工农的国民党头衔及畏缩右倾的土地口号,真是一件恨事。”

那时的中央向导人之一的李维汉,在起义军失败后,组织接待了一批起义向导人。贺龙那时转移到了上海,他是这次起义军事上的头面人物,名声很大,以是由李维汉卖力安置。李那时代表中央与贺龙举行过谈话。谈话中贺龙以为“南昌起义有两个错误,一是用国民党的旌旗,二是未没收土地……”

由此看来,事宜发生的历程中和事后,人们逐渐最先对以国民党名义的问题举行了反思,而且最后事实上抛开国民党招牌,树起苏维埃的旌旗,将军队改组为工农红军,这固然也是事情发生顺理成章的效果。

——摘编自《历史学家茶座》3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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