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大幕后珍闻

他是古代唯一无差评的皇帝,可惜早死,若多活几年历史或将改写

说到历史上的千古一帝。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秦始皇和康熙,可他们也有不少的差评。秦始皇横征暴敛,焚书坑儒,康熙发动文字狱,实行海禁。那么历史上就没有完美的皇帝吗。有的,就是周世宗柴荣,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差评,全是好评的观点。他本是名门旺族

作者:王建柱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距今已整整75年了。这是一次继往开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时隔75年,透过那些撒播下来的珍贵影象,人们依然能触摸到历史的痕迹,一个又一个故事在其中蜿蜒睁开……

集会召开时间多次延宕

中共六大是1928年6月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举行。而七大却到了1945年4月23日才在延安召开,相隔了17年之久。相距这样长的时间,是有其特殊的历史缘故原由的。

实际上,早在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曾有过准备召开七大的动议。然而,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对中央苏区的一次又一次的“围剿”,七大的准备事情被迫中止。

周全抗战发作后,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会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成立了七大筹备委员会,但由于诸多因素的滋扰并未开展实际事情。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关于召开七大的有关事项。昔时的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1939年6月和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先后两次向各地党组织发出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并要求昔时9月1日前确定代表人选。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接连发动了两次反共热潮,七大再次延宕。

1941年3月12日,中央政治局集会决定在昔时的“五一节”召开七大。后因整风、大生产等运动再次推迟。1943年7月17日,中央书记处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在8个月到9个月内召开七大的建议。8月1日又发出了《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会的指示》。后因中央政治局重新召开整风集会,已经启动的集会历程再次中止。直到1944年5月,整风运动基本竣事时,七大才又提上议事日程。

1945年4月23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大终于开幕。

在自己制作的屋子里开党代会

与七大开会的时间数度更改一样,集会地址的确定也是频频了多次。

中共中央最初思量集会在陕北安塞县举行,那里环境隐藏且便于防空,是召开大型集会的理想之地。但有几点不尽如人意之处:一是交通不便;二是离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较远;三是那里的生涯物资对照缺乏,供应难以跟上。中央领导通过频频权衡利弊,只好放弃了这一方案。

厥后,经多方权衡,最终将七大会址选定在了延安杨家岭。

礼堂的地基是原有的一座可容纳三四百人的砖木结构、茅草覆顶的礼堂在遭受火灾后留下的废墟。会址确定后,李富春便请延安自然科学院的修建专家杨作材重新设计了修建方案。

除了当地的修建工人之外,中央机关以及军队院校的许多干部职工也参加了义务劳动。但当初人们并不知道这座修建是什么用途,由于开会一事是严酷保密的。

杨家岭中央大礼堂1941年最先修建,1942年完工。整个礼堂修建朴素大方、壮观优美,体现了中西合璧的设计气概——外观是仿苏联式,内部是陕北窑洞式的石拱结构。礼堂可以容纳上千人。修建这么一座礼堂,在那时的延安,可称得上“雄伟修建”了。这也是昔时延安唯一的有木梁和木柱的大型修建物。由于前六次党代会都是在别人修建好的屋子里召开的,以是,朱德有趣地说,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自己修建的屋子里召开代表大会。

“我们不要把犯过错误的人推出去”

选举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是七大的一项主要议程。经代表们充实酝酿和讨论,集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包罗王明等几位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

高扬文作为太岳区的代表参加了这次集会。选举中央委员会时,高扬文担任计票员。投票后,一个身躯高峻的人突然出现在计票员们眼前,人人仰面一看,原来是毛泽东来到了他们的事情现场。

毛泽东坐了下来,笑容满面地问起每位候选人得票的情形。人人将已经计算出来的票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很体贴地询问了洛甫(张闻天)与博古(秦邦宪)的得票情形,还稀奇问了王明得票若干。由于票数还未统计完,计票员如实作了回覆。

毛泽东沉思片晌后说:“最好能选上。”他又说:“‘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犯了错误的人也有代表性……我们不要把犯过错误的人推出去,而要团结他们。犯了错误,改了就好。”然后,毛泽东平静地坐在那里,耐心等待着计票员们把选票统计完毕。当毛泽东看到博古、王明最终被选上中央委员时,脸上露出了笑容。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体贴博古,尤其是王明能否选上中央委员呢?毛泽东在作关于选举目标的讲述时注释说:从党的历史经验来看,对过去犯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手推开,只要他们承认错误,并刻意改正错误就行了。

用镜头纪录历史瞬间

这次大会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都是空前的,而为大会摄影的义务就落在了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影戏团的肩上。为了拍摄好这次集会,影戏团负责人吴印咸会前就赶到了会场,领会拍摄条件,频频研究,确定拍摄设施。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封锁,那时胶片的泉源在几年前就已经断绝了,吴印咸一直节约,特意留有备用。大会时代,为节约胶片,吴印咸一再一个钱打二十四个结,做了仔细而周密的拍摄放置,每个主要的议程和集会瞬间,吴印咸都没有遗漏。

在拍摄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讲述的毛泽东时,吴印咸既用摄影机又用照相机,多角度拍摄下毛泽东富有表现力的手势和神情;在拍摄作《关于修改党章的讲述》的刘少奇时,吴印咸从侧面取像,将刘少奇身旁的一束鲜花纳入照片中,使这幅简朴的人像摄影具有了艺术的美感;在拍摄作《论解放区战场》军事讲述的朱德时,吴印咸将朱老总置于画面的左方,使主席台上的首脑群像巧妙地成为照片的靠山,不只突出了人物,而且显示出了拍摄的事宜靠山;在拍摄作《论统一战线》谈话的周恩来时,吴印咸勇敢采用了仰拍的手法,画面上部留出了大面积的空缺,顶上一盏明亮的灯进了照片的左上角,使照片带上了粘稠的象征意义:中国人民的革命是在指路明灯——中国共产党的照耀下前进的。

众多照片中,七大全景的那张照片最费心思,也是撒播最广的照片之一。这张全景照片,看起来好像是用广角镜头拍摄的,实在,在那时的条件下,吴印咸手中只有几部老式相机,而且都是牢固的尺度镜头,基本不可能拍出云云宽阔的场景。于是吴印咸就想了两套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拍单幅的照片,第二种方式是用接片来对照片举行处置。厥后举行照片对比,人们一致以为照样接片的效果较好。

会间流动多彩多姿

为了庆祝七大的召开,有些机关和军队专门设计了一些纪念品,赠送给七大代表作为留念。

在这些纪念品中,人人最为珍视的当属七大代表证。这是大会秘书处为代表们专门制作的。代表证的尺寸只比火柴盒稍大。打开代表证,可以看到左边印有代表证的编号,右边印有代表的姓名、座位号及注意事项。

大会之前,延安上演了《甲申三百年祭》《李秀成之死》等话剧,还给代表们放映了《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苏联影戏。这些影片有的是译制好的,没译制的就由苏联回来的同志就地做口头翻译。

6月10日,在大会竣事的前一天晚上,全体代表旁观大型歌剧《白毛女》,会场的气氛感人至深。(王建柱)

(摘编自2015年4月23日《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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