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中国的国都,决不可设在江南

1947年时,为啥要把“石门市”改称为“石家庄”?我来告诉你原因

纵谈古今,深挖您所不知道的河北历史,大家好,我是“青史君”,欢迎关注“青史观”,每天为您带来新鲜、有趣、干货满满的历史故事。 今天,我们为您聊的是1947年年底时,石家庄改名的故事。 解放石家庄旧影 诸位都知道,石家庄是因为京汉和正太两条铁路线交

【导读】地理深藏政治变迁之道。纵观中国历史,国都多在北方,此间原理何在?此文是钱穆先生针对彼时民国政府定都南京一事所发议论,却对我们今天明白中国的政治地理具有启发意义。钱穆以为,一个国家的立国精神,应该走逆势,不能走顺势。一个民族,最主要的是求其能“动”又能“安”。中央政府是一国的头脑指导中央,头脑该摆在冷的地方,要曝露在外,要摆在大门口,摆在前面,太温暖是不行的。若是国家把营养和神智,都堆积在一个角落里,就会导致人才和资源的局部臃肿和偏枯。中国只要上轨道,就一定该把气力推向落伍的内地去。文章仅代表作者看法,特此编发,供诸君思索。

我以为中央政府是一国的头脑指导中央,头脑该摆在冷的地方,要曝露在外,要摆在大门口,摆在前面。

——钱穆

西方文化,从历史转动趋向言,先由希腊转到罗马,再从意大利移向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比利时、法兰西、英吉利、德意志,而到今天的苏维埃,大致是由小地面移向大地面,由温带移向寒带,由低处向高爬。希腊是小区域的温暖地带,德意志、苏维埃是大面积的高寒地带,这是西方文化的地面动态。

在中国呢?这一趋向却恰相反。从黄河流域,以长安、洛阳为中央的逐渐移到长江,再由江浙移趋闽粤,正是由大地面移向小地面,由高寒地带向低暖地带滑下。西方如逆流而上,中国则顺流而下。这一对比是极可注重的。

只为中国地方大,经一次大事件,人便向四周跑,旧文化移殖到新园地上,又发生出新生命。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乱,同时总留有几块干净土,留作新文化的处女地。让旧的人才移殖,让新的生气萌动。你若游历天下各城市、各墟落、各胜景,四处有历史遗迹,四处有文化纪念。即如山西大同,在南北朝北魏时刻,那里是政治文化中央,曾集结了许多人物,武士、学者、政客、僧侣,都有精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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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方在今日,是冷落不堪了,仅作为我们凭吊之区。若大同是单独的一个国家,单独的一种文化,那是斯宾格勒的话确实有验了。但在中国,各区域的盛衰兴落,无害于大系统的文化之贞下起元,层出翻新。因此中国文化是劲气内转的,它能单独跳出了斯宾格勒文化消极论的圈子外,而继续生长,欣欣向荣,机运不停。

但从大局面上,中国文化之从大处高处冷处转动到小处低处温暖处,常是顺溜的滑下,不能奋力的翻上,那却是中国文化演进值得消极,至少是值得小心呀!

我在对日抗战时代,曾为此意,写过两篇文章,主张抗战胜利后,国都决不能再设在南京。江浙沿海一带,虽是今天经济文化之主要区域,一切人才集中,然而像一树繁花,已经开发到绚丽极盛之时,快该凋谢了。

我们从历史教训上,早宜起劲寻找新生命,诱导成新气力,决欠妥苟安迁就,只顾现在。而且一个国家,也断不能使其内部显然有两种形态之对立。民国二十六年我由洛阳而长安,游览西北,一起看到许多农村社会的生活情况,已以为中国大乱之将至。正如天空的天气,一边太热,一边太冷,双方酝酿,一接触后必然会发生大旋风。中国的内地西北和东南沿边,在统一国家之内,却存在有两个绝差别的社会,经济文化太过悬殊,这真是一大问题。

近代中国人只知沿着顺势,向东南沿海跑,这因东南沿海有许多引诱我们的器械。可是黄河中上游,大陆西北,荒芜已久。但那地方人民的血液,照样我们古代汉、唐的遗传,本质上并不比东南沿海的人差,或许会更好些。若我们能从经济文化上再加培植,再加开发,一定仍能四处发扬我们北方祖先宽宏的气势,雄伟的精神。这是找寻我们历史文化新生命的主要路向。

我们的文化新生,决然当由我们内部自身来,不能能从外国西洋来,这是很显然的。

那时我第一篇文章,即主张抗战胜利后应建都西安。我以为一个国家的立国精神,应该走逆势,不能走顺势。正如小我私家般,应起劲向上,不应顺势滑下。中央政府在南京,天下知识分子经济气力都集中向东南,西北本已疏弃,再加东南引诱力一拉,将更没有设施。在先是半身不遂,若不根治,到后必然会全体麻木。倘使建都西安,由中央政府的向导,知识分子、经济气力,便可倒拉向那一边,逐渐移回一部分,好让双方逐渐得平衡。汉、唐立国,即是云云般由东向西倒拖的,现在则当由南向北地逆转。

我写此文后不久,美国华莱士来中国,他自新疆入境,他遇见中国迎接使节,发表谈话说:

“别人以为我从中国的后门进,着实我是从中国的大门进的呀!我经过了你们河西兰州一带,便想像到我们美国昔时西部的开发。”

不错,华莱士这番话,我着实异常赞许。

不久有一位同伙提醒我说,你主张建都西安,孙中山先生早曾提过了。在章太炎先生的文集里,有一篇纪录着孙先生与章先生的一夕谈,文中记明谈话的年月日。那时孙先生说:

“我们革命的首都应在武汉,此乃内陆中央,一呼百应。开国的首都应在西安,这是中国天下中央。未来要做一个亚洲的中国,则应该建都在伊犁。”

孙先生这番话,着实有气势,有远见。从他话里,可以指导我们有一百年以上的兴奋和起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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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统治着偌大一个中国,总不应专门注重在天津、青岛、上海、杭州、福州、广州那些专供外国人吸血的新都巿。应该同样注重到察哈尔、绥远、宁夏、新疆、青海、西藏以及滇西一带广漠区域。不应对这些大地面置若罔闻,以为无足轻重。我因此便写了第二篇文章,再来强调我移都西北的主张。

我以为中央政府是一国的头脑指导中央,头脑该摆在冷的地方,要曝露在外,要摆在大门口,摆在前面。头脑所在,所有血液都向那里运送,所有神经都向那里齐集。头脑不能安放在胸腹清闲处。太温暖是不行的。倘使像宋朝般建都开封,开封如人体的腹部,头脑放在腹里便昏昏然,血液也阻滞了,不流通。

这样便会生气窒塞。北京是契丹、金、元、满洲建都所在,就他们讲,也是站在最前线,用来控制整个中国的。明朝建都北京,由于刚打掉蒙古人,也是针对着敌人的最前线。今天中国的敌人已非日本,而是苏联。照对外形势讲是云云,就对内真相说,所面临的问题,也是西北重于东南,内陆重于沿海。我们该将中国经济文化来一个大对流,南方人该只管向北方搬,三五十年后,中国自然有设施。

现在的中国,是血脉不流通,神经不健全,营养和神智,都堆积在一个角落里,臃肿了,偏枯了。要使人才移流,中央政府要领头向前跑,政府更该要靠近海内大多数想靠近政府而无法靠近的民众,却不必刻意专靠近苏、浙、闽、粤沿海一带人。他们自身有能力,自会向政府靠近。现在西北是太落伍了,政府又远离他们,他们也没有气力来靠近政府,那终非好征象,终非好设施。

我们应该知道,北方人另有潜力存在。拳匪之乱发生于山东、河北,今天的共产党,也是到了延安后,把种子散布到北方农村,才始壮大起来的。今天的东北人,也大都是山东人移去,他们都是强韧能动,有活力。北方人本质上那里会差过南方人,只是文化经济环境埋没了他们,压制了他们。

早年唐朝时,江西人最先兴起,那时期从北方到广东,都经由江西赣江流域。广东为沿海大口岸,江西是一条南北交通要道,行人往返不停。我们读王勃《滕王阁序》,直到韩愈的《滕王阁记》,便可想见那时之盛。文化随物质文明而提高,江西文化之提高,也是有它的靠山的。但物质文明生长到一相当阶段,文化便不再在此地滋生。以是成为政治中央如北平,商业中央如上海,在那里便不大发生人才,仅只是各地的人才汇向政治商业的中央跑。其地成了中央,便不再出人才。即小可以见大,可见一区域生长到某一阶段便易阻滞不前。人才也萎靡了,机运也窒塞了。

又如,一小我私家总不能住在十字街口冲要去向。理想的居住地应在郊区。交通要便利,容易去热闹处,而回来又有平静环境休歇,云云可以刺激见闻,创辟事业。若住得太僻了,和繁盛区域远隔了,往返未便,即成目光如豆,也不行。唐代的江西,即是退可安、进可动的好环境。黄巢造反,也是走这条大道,直去广州。直到五代,中国乱,四方人士逃避上庐山的许多,正因其在闹中取静,近交通大道而又僻陋可安,一时庐山成为逃亡的文化中央,影响到北宋。清代去广东的南北通道,不再经江西,而转由湖南,于是湘江流域酿成交通要道,这样,在那边又发生了不少人物。

据此一例,可见识灵则人杰,文化和人物兴起是有它的外在条件的。今天的西北大陆,只是地理上的气运变了,不是在那边人的本质上有何弱点。地理气运是人事形成的,不是先天命定的。一个民族,最主要的是求其能“动”又能“安”。今天中国,全为西方商业吸引,人人都跑向海边。但一到海边,便没有地方可走,粤人便向南洋外洋跑。这亦是一种开创精神,对海内经济并有甚大助益。但事实在外国境,非自己的殖民地,政府不能好好护养培植,如是则难免把民族精神在许多处浪掷了。许多天生的人才也白费了。

着实今天的中国人,应该拉过头来,向内地跑,跑向内地,一样有生长,而内地人连带兴起刺激。而且中国人今天向内陆跑是自动的,向海边跑是被动的。在国家的态度,至少该用些气力,指导文化经济逆转的跑回黄河流域,由此继续向西北前进。在这里,我们一定可以获得新刺激,一定可以发生新气力,并使海内各方面生长平衡,而获得竟体壮健的征象。

清朝到末年,西洋势力已侵入沿海一带,以是在海内平衡上还没有出大弊病,照样依赖那时的考试制度。例如甘肃省,毎年仍有十五至三十个进士定额,配给他们加入政府,这样还可维系那时甘肃人在天下的比重。民国肇建,孙中山先生虽亦提倡考试制度,实际此制度已不复存在。于是文化愈落伍的区域,愈不出人才;人才愈不出,文化愈落伍。而那些区域的经济也遂更无设施。人才、经济均集中东南一角,于是中国的真病,乃逐渐由远离东南的西北区域暗滋渐长,由甘肃伸张向陕西、河南,而逐步侵蚀皖南,到苏北,像一个箭头,由西北大陆向东南沿海发射。依此一条线,再向两旁推广,愈推愈广,险些布满了中国整个的大陆内地。国家从不注重这征象,这趋势,不想法使西北与东南发生对流,力图平衡。文化、经济都随着足定,无法通流。一个舞台已崩倒了半个,在那半个舞台上酣歌醉舞的,却不知快要整个的完蛋了,那真是怪事!

近代欧洲人,正为发现了新大陆,不停向外跑,天天有新刺激,以是天天发生新气力,到今天全地球各区域都给他们跑遍了。欧洲人从发现新大陆以来的这一股气力,现在也慢慢儿要衰颓了。今天中国积衰积弱,不能能向外洋跑,中国的未来,决不能能追随已往的西洋成为一向外侵略的帝国主义。中国的新天地,就在中国之自己内部,回过头来,向内地跑,不仅如华莱士所说的像美国人开发西部般,我们却还兼带了恢复历史上汉唐精神的一种更要的意义。那是迎接中国文化新生一条唯一可走的路。

长江一带,尤其是长江下游,天气暖,地方小,人口多,那是今天我们的十字街头,一切像在动、在乱、在拥挤、在冲撞,已像无转身余地,不容易再发生大气势、大气力的人。只是开着窗口,接受一些外面空气是适合的,却没有元气淋漓。不能希望在此区域来旋乾转坤,挽回气运。我们该再来中兴北方,重新开拓黄河水利,来排除今日黄河的灾难,黄河就可重成为中国之大利。北方人便可再跑上舞台饰演新脚色。

再举一例言,黄河在包头的一段,很早即是中国人的流动区。秦时包头四周,便辟有四十三个新县,大量移民,引水灌田。上流的水利用了,下游的灾难也自然减少了。以后中国历史上,很可以看得出,包头在中国人掌握中,黄河的水害就小;包头在匈奴甚至蒙古人掌握中,黄河的水害就比较大。这缘故原由不难想像。长江以是没有大灾难,由于四川是一个农业区,四周引水灌田,水在上流即疏散了。逮其过三峡后,又有洞庭、鄱阳等水库存储,泛滥自少。现在试问,现在的包头,何尝不能大大振发呢?

再如经徐州到开封,今天是一片冷落,早年却很繁盛,这是隋唐运河的经流地带。这一地带从古出过许多的奇才异能,大哲学家庄周、老子,大政治家张良、谢安之类,这是无人不知的,其他的例许多。正为古代在这一带是湖泽水流,交织历落的。黄河、淮水,都可藉以蓄泄。现在则干枯了,再不是文化人才的理想园地了。但试问现在的这一带,又何尝不能大大地振兴呢?今天的中国,云云般荒芜的何啻一大半。长江、珠江流域的人,素质上实不及较古的黄河流域,无论体魄毅力均逊。近代的中国,由南方人沿海人向导,至少该使北方人内陆人追随。到得他们追上了,那就是中国之又一度的文化新生,那即是新中国新生命之再度发展,至少也是为现在中国弭息灾乱急需注重的现实问题。

以是今天尔后,中国只要上轨道,中国人一定该把气力推向落伍的内地去。

如孙中山先生的预言:从武汉到西安,再从西安到伊犁,必须解决此北方西北方落伍的间题。唐代的敦煌文物,不是我们现在仍在向天下炫耀吗?魏晋南北朝时西域出了几许佛学大师名德高僧,可见新疆人也不是没有前程的。若我们自已在小看自己人,中国将永不得安宁。纵使没有外祸,依然仍会有内忧。中国的现实问题,主要的显然在内地,不在外国。中国的历史教训,主要的也同样在内地不在外洋。人人往内地跑,文化可以流动,小我私家精神也可以发泄。在文化集中区域,毎小我私家重现实,少想像,不大会引生大理想。到一个落伍新区域去,才有想像,才气缔造,才气生长。今天的中国,着实是只有沿海一圈,沿江一带。

田园将芜胡不归,让我们自己认识了自已的舞台,再来饰演自己的角色吧!

(素材泉源/水煮历史 编辑/赵阳 江北新区融媒体中央)

周恩来最后一次抱病远行与毛泽东连夜密谈何事?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编者按:《世纪风采》发表文章《聚焦周恩来生命中的若干“最后一次”》。文中记述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飞往长沙会见毛泽东面谈党内要务,二人作出“长沙决策”。这也是周恩来最后一次离京远行,摘编如下: 1974年12月23日,根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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