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昭雪“瞿秋白冤案”委曲:在自我纠错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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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我纠错中前行

  每一次的纠正与突破,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反思已往的门路、连系现实需要而作出的自我调整

  任何一个历久弥新的政党,都是一个明白总结经验教训、善于自我纠错的政党。中共90年,也是一部不停自我完善的历史。在这90年中,中国共产党履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反思、自我的纠错甚至否认,而每一次的反思和纠错都带来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大发展:一是中共七大之前的延安整风,最终形成了《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另一个是十二大前的真理尺度问题大讨论,最终形成了《关于开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每一次的纠正与突破,都体现了中共在反思已往的门路、连系现实需要而作出的自我调整,这一思绪在对瞿秋白的评价问题上,显示得尤其突出。

  《多余的话》

  瞿秋白,1927年八七集会后接替陈独秀担任暂且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事情,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解除了瞿秋白中央领导职务。1934年2月5日,瞿秋白到达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红军决议长征后,瞿秋白虽然几经要求随军长征,但照样被留在即将陷落的瑞金。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在向香港转移途中,在福建省长汀县被地方反动武装保安十四团的军队俘获,关入上杭牢狱。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国民党军杀戮于福建长汀。昔时眼见瞿秋白殉国的悲壮排场的人这样描述说:他从容镇静地走出长汀的中山公园,边走边与同行者谈话。“信步至亭前,已见小菜四碟,琼浆一瓮,彼独坐其上,自酌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高唱国际歌,酒毕徐步刑场。”他指着一处草坪,微笑着说:“此地很好!”然后盘膝而坐……

  大义凛然的壮举,瞿秋白理应雕刻在历史的英雄碑上。然则,历史的诡秘却让他很长时间背着“叛徒”的罪名。何以云云?是由于他在殉国前夕写下的《多余的话》。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把曾经拥有过的浪漫、热情、执着、苦闷、疑心、坚定等等,都以原本的面目留在两万多字的自白中。这一自白,后人读来所感受到的不是作者昂扬向上斗志,而是心里的痛苦、郁闷、厌倦。根据中共建党以来对党员纯而又纯的要求——在敌人眼前,要么大义凛然地成为英雄,要么苟且偷生地成为叛徒,刑场上的瞿秋白与《多余的话》的瞿秋白,就难以重叠在一起。因而,当《多余的话》的部分内容于1935年由国民党“中统”主理的《社会新闻》首先揭晓,1937年《逸经》半月刊全文刊载之后,中共方面对此的态度是,不信赖。抗战初期,有人曾问中共有关人士买不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原稿,中共方面以为是伪造的,没有买。

  由于不信赖,在瞿秋白殉国10年后,1945年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他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在纪念瞿秋白殉国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决议将他的遗体从福建长汀迁到北京。陆定一在瞿秋白遗骨迁葬仪式上代表党中央所作的讲述中说:“瞿秋白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土。他献身革命直到最后一息。他的尊贵品质和毕生功勋将活在人民的心里,永垂不朽!”

  然则,由于心存疑虑,在给予瞿秋白上述评价的同时,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开国初年,瞿秋白生前的战友冯雪峰主持编辑《瞿秋白文集》。按理说,既然是文集,而瞿秋白又是党的领导人,他关于政治理论方面的叙述也应收入书中,然则,中央却有指示:只出书文学方面的论著。理由是他的政治理论方面的论著,联系中国革命现实很不够。而在动议编辑《瞿秋白文集》时,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曾为《瞿秋白文集》写了一篇序言。序言一定“他在革命难题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态度,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以为“他的这种为人民事情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头脑,将永远在世,不会死去”。但耐人寻味的是,这篇短短的序言厥后并没有收入书中,而是30年后人们重新编辑《瞿秋白文集》时在档案馆里找到的。虽然档案质料并没有展现出不收入这篇序言的缘故原由,但对《多余的话》心存疑虑恐怕是最合理的注释。

  到了1960年代,伴随着“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政治形势,对《多余的话》也由心存疑虑而认可有其事实了。据陆定一回忆:60年代初有一天,李克农来找他,说《多余的话》的真迹落在一位民主人士的后人手中,已流出外洋。他示意要卖,问陆买不买。陆仍以为是国民党伪造的,不买。可是不久,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时,“毛主席、周总理都在座,我向他们讲述了这件事和我的看法。周总理说,我看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秋白的字迹。总理的话当然是可信的。”

  稍后,历史学界发生了对于《李秀成自述》的争论,戚本禹的一篇“大文”断言,李秀成只管在被捕后被杀,但他写下的自述仍是叛徒的供状。毛泽东以李秀成“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的批语支持了戚本禹的看法。于是,有人就想到了瞿秋白《多余的话》,以为其与李秀成一样,“晚节不忠”。瞿秋白就逐渐不被人提起了。而到了是非颠倒的“文化大革命”,《多余的话》就被污蔑为瞿秋白“叛徒”的铁证了。瞿秋白的墓也被疯狂的红卫兵砸毁。

  还原历史真相

  “文革”竣事后,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中,人们没有遗忘瞿秋白。1979年,《历史研究》刊出学者陈铁健的《重评〈多余的话〉》一文,是第一次对瞿秋白从学术上举行公然公正评价的文章。

  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的陆定一,在党内首先倡议为瞿秋白昭雪。这年2月1日,他专门给“陈云、黄克诚同志并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下一封信。信中说:“说秋白是叛徒,我很嫌疑,现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请求复查此事,理由如下:(一)瞿在被捕之后,写了《多余的话》情绪消沉,这篇器械,因周总理曾见过,确是秋白所写。但以此为根据,判断秋白是叛徒,则证据不足。由于它事实不是自首书或反共宣言。(二)定秋白为叛徒的,是以谢富治为部长的中央公安部,时间在文化大革命最先之后。谢富治人品很坏,当林彪、‘四人帮’走狗,诬陷了许多好人,对瞿秋白的叛变也拿不出可靠的证据,值得重新检查,不能轻率信赖。(三)秋白被枪决,国民党曾发过新闻,登过报。若是秋白叛变了,国民党必须大肆宣传。但这种宣传并未发生。”

  同时,陆定一对前来探望他的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说,你赶忙给党中央写信,请求给你父亲昭雪。瞿独伊立刻给中央写信,要求为瞿秋白昭雪。中纪委召集五人,建立瞿秋白复查组,对外称八组。

  这年4月,瞿氏胞妹、已79岁的瞿轶群从居住地杭州写信给任中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再次要求为瞿秋白恢复名誉,并要求修复“文革”中被砸的瞿母金太夫人之墓。陈云于1979年5月20日对此信指挥:“耀邦同志:此信请你阅批。”5月22日,胡耀邦在此信上指挥:“瞿秋白同志要在明年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请现在就搞质料。此信中的要求合理解决。请陈野苹同志办”。中组部副部长陈野苹5月29日对该件指挥:“请鹤寿同志阅后再转中纪委第八组。”

  经由大量观察研究,“瞿秋白问题复查组”在1979年底起草了为瞿秋白昭雪的文件,准备提交给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1980年1月7日至25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集会在北京举行。中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主持集会。集会修改和充实了即将提交中共中央通过的包罗《关于刘少奇、瞿秋白同志的复查昭雪讲述》等一系列文件。但遗憾的是,十一届五中全会只通过了为刘少奇昭雪昭雪的文件,而对瞿秋白的昭雪文件未予通过。只管云云,邓小平仍明确指出:“历史遗留的问题要继续解决。好比这次集会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已往,非矫正不能。”

  1980年6月17日,纪念瞿秋白殉国45周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集会由中国作协副主席贺敬之主持,中国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周扬在会上讲话,高度赞扬瞿的一生。第二天,中共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负责人、社科院研究生院负责人、中纪委八组负责人等,在八宝山瞿秋白被砸的墓碑残基前,敬献了中组部送的花圈和亲友献的鲜花。

  四个月后的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了转发中纪委《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殉国情形的观察讲述》的通知,明确宣布:“《多余的话》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嘘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它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

  1982年9月, 中纪委在对中共十二大举行事情讲述中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由对他的被捕前后的事实观察,证实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坚持再接再厉的斗争,因而遭受敌人杀戮。”重新一定了他辉煌的一生,推翻了以往《多余的话》是其“叛徒铁证”的不实之词。

  1991年人民出书社出书的《瞿秋白文集》第七卷《政治理论编》中,收入了《多余的话》一文。泉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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