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次庐山谈判有多猛烈?蒋介石想逼毛泽东朱德“出洋”

他是七三一部队的逃跑劳工,向你亲述什么叫人间地狱

▲七三一部队遗址 在哈尔滨市平房区有一个叫做“四方棱”的建筑,曾经是人间地狱,是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的大本营,如今这里已经被永久性保留下来,成了纪念馆。馆中展示的七三一部队罪行,仅仅是一小部分,即使这样也足以让全人类感到震惊。 为了用活人做细

西安事情和平解决后,围绕着若何实现国共互助配合抗日,国共两党1937年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举行了五次主要的谈判,最终在9月实现了第二次国共互助。

其中两次庐山谈判,是指国共两党1937年6月上中旬和7月中旬在庐山举行的关于国共互助的两次谈判。它们既是1937年2月上旬到3月中旬西安谈判、1937年3月下旬杭州谈判的继续,也是1937年8月南京谈判的基础,是西安事情后国共多次谈判的主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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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庐山谈判为1937年6月4日至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6月4日到庐山。第二次庐山谈判为7月13日至18日,13日

庐山谈判的主要功效

国共两次庐山谈判,内容丰富,交锋猛烈,互有进退。只管谈判在总体态势上,蒋介石处于强势、“自动”的职位,双方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完全同等的谈判,但庐山谈判照样取得了主要功效,较以往谈判又前进了一步。

首先,谈判体现了国共坚持互助抗战的民族大义和正确方向。

谈判是一门既有斗争又有妥协的艺术。这个特点,在庐山谈判中同样鲜明。中共对蒋介石的诸多限制予以争论反驳,同时作出不少让步,如接受蒋介石提出的合组革命同盟会的条件及蒋介石的最后决议权,认可国民党事实上的领导职位,示意根据南京政府的要求举行改制改编。

同样,蒋介石一面临中共提出苛刻的条件,对中共的要求也一度不满,另一面也作出了一些让步,在其日志中甚至泛起“为收编共军事气忿甚盛,但能忍也,故犹未发耳”之类的纪录。从谈判历程看,双方交锋虽然反映两党现实政治的考量,但更突显的照样互助抗日的民族大义,民族大义自始至终主导着庐山谈判,并成为双方让步、谈判取得功效的根本原因。

其次,在两党互助形式上杀青共识,保留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

早在庐山谈判前的1937年5月29日,蒋介石便定下作废共产党名称的预想:“对共问题,如其要公然,则应作废党名”。5月31日,他在庐山“研究对共计谋”,设想“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作为国共互助的最高组织形式,要求共产党誓行三民主义,国共“各先作废原有党籍,重填盟约、誓书”,各派五至七人组成最高干部会,以蒋为主席,蒋拥有“最后决议权”。

在第一次庐山谈判中,他将这个方案告之周恩来。周即电告延安,中共中央在认真权衡后作出让步,原则赞成,并先后提出中共的五人名单及希望作为同盟会和两党互助“政治基础”的配合纲要。

蒋介石在第二次庐山谈判中,对中共所提同盟会纲要“承允讨论”,但最后他照样打消了合组同盟会的计划,作废共产党名称的最初设想没有实现。到9月国民党正式宣布国共互助宣言,中共取得了完全正当的职位。

第三,确定了红军改编和辖区政府组成等问题。

关于红军改编,1937年春西安谈判时,双方的差距非常大:中共要求编为12个师,10多万人;国民党提出编为2个师,1.5万人。到第一次庐山谈判时,中共提出编为4个师,蒋介石赞成红军体例为3个师,照12个团体例,4.5万人。虽少了一个师,但已与中共要求的12个团基本吻合,因此获得中共的认可。

关于边区政府,双方也取得共识,即建立边区政府,政府正职由南京政府从中共推荐的国民党方面人士中择任,副职由中共推荐。红军体例数目和建立边区政府,是在庐山谈判中进一步获得确认的两个主要问题,解释国民党认可了中共军队和边区政府的正当职位。据学者杨奎松所说,第二次庐山谈判竣事不到10天,蒋介石即“电催共产党人照庐山所谈在10日内改编完毕,昭示南京将揭晓三个师的番号,及各师旅团长与政治主任名单”。

第四,蒋介石放弃了要朱德、毛泽东出洋的提议。

根据蒋介石6月上旬的预案,实现国共互助,“共党主要应离军区或出洋”,并明确提出要朱德、毛泽东出洋。这个要求,遭到了周恩来的严词拒绝。蒋虽暂未接受周的意见,在6月17日还想要“毛泽东出洋”,但最终放弃了原案,改为要朱德、毛泽东“须出来做事”。

在周恩来申述红军改编后设立的政训处主官要以“朱正彭副”(即朱德为正、彭德怀为副主官)意见后,蒋虽不赞成,但在7月17日的谈判中,提出主任由周恩来或林伯渠担任,最后甚至提到可由毛泽东任副主任。这说明,蒋介石像看待杨虎城那样来看待朱、毛的设想,未能乐成,在要求朱、毛出洋包罗南方各游击区首脑脱离问题上做出了让步。这一点,对于中共来说,其意义非同小可。

第五,蒋介石为谈判预设的对共严酷目的,也多数未能落实。

5月尾,蒋介石日志记有他的“对共目的”,除前述组织同盟会外,另有10条:“甲、经济从宽;乙、政治次之;丙、军事严定限制;丁、主张坚决绝对不能迁就;戊、行动须令一致;己、区域与军官仅施监察亦可;庚、勿准团结各党各派主张;辛、勿准宣传;壬、改党名,誓行三民主义;癸、首脑权责。”

6月5日蒋在日志又提及:“一、对共忠告:甲、不能提不必做之言,不能做到之事;乙、绝对遵守与一致,不得私自宣传。丙、不得随便流动与组织;丁、对第三国际之限制。二、国民革命同盟会之组织。三、对倭之攻守。四、对各党各派联系之隔离。”

这些说明,蒋介石在谈判前对中共的目的,十分严苛,除了经济上从宽外,在政治、军事、对共产国际和各党派关系上,都意图对中共予以严酷限制。但在谈判中,所有这些方面都有松动。

因此,其日志也泛起很有意思的纪录,如说“与恩来谈话,解决共党问题”,但研究共党条件“费心神,不亚于去年对倭寇与粤桂叛变之情景”;又如一面示意“对共党条件应严酷划定”,一面又以为对共党要“减低目的,注重现实”;一面示意对中共主张不能迁就,一面又说“共党输诚条件亦可接受”。这些,也颇能反映蒋介石在谈判时的真实心态。

第六,蒋介石赞成了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员。

在庐山谈判中,蒋介石对周恩来示意:“在狱共党可由国方最先分批释放”。蒋还赞成共产党代表可出席国民大会、国防集会及解决损坏国共互助、与共产党为难者等问题。与此同时,还确定了尽快释放被关押的沈钧儒等七君子,蒋在6月17日赞成“对沈等之处置,宜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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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于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揭晓《抗战宣言》

争论最猛烈和未能解决的问题

庐山谈判没有解决的主要问题有,红军改编后是否设立总指挥机关和正式宣布国共互助宣言。其中,宣布互助宣言只是个时间问题,而设立红军总指挥机关则是贯串两次庐山谈判,争论最为猛烈而未能解决的问题。

否设立红军指挥机关,实质上决议着红军的指挥权,因此成为庐山谈判的核心问题。

早在庐山谈判前的3月上旬,蒋介石即定有对红军“只可编其军队,而决不许其建立军部,或总指挥部”的目的。中共的原则立场则是,坚持“红军设某路军总司令部”,最多让步为“设总指挥部”。

在第一次庐山谈判中,周恩来对此作了充实论述。但蒋介石坚决不让步,其6月8、9日的日志记有:“共党必欲将收编军队设立总机关,此决不能允许也”“共党尚设军事总机关,余严拒之”,坚持红军改编后只设政训处,还要求朱德脱离红军。

对此,周恩来明确示意不能赞成,坚持设立总司令部或总指挥部,并在同宋子文、宋美龄等谈判中,再三陈述以政治名义治理军队不妥,红军改编后师以上的统帅机关应给军事名义,并通过他们同蒋介石商量。在脱离庐山回延安后,周恩来仍多次与国民党方面举行协商。

6月22日,周恩来在延安划分致电蒋介石、宋美龄和顾祝同、张冲等,重申中共中央的意见,指出如红军改编后三个师之上无指挥机关和主持人选,“实无法举行改编”,尤其是朱德的去留影响极大,希望国民党方面鉴察真相,改变处置,以渡难关。

26日,顾祝同致周恩来电转达蒋介石的意见,指出对中共意见实难赞成,要求体念其处境之苦,不必琐屑较量于此“戋戋小枝节”。29日,南京政府再电延安,坚持只能设政训处。事实上,红军的指挥权是大问题,而不是“戋戋小枝节”,蒋介石云云坚持,也正说明该问题的极端主要。

因此,设立红军指挥机关继续成为第二次庐山谈判的重心。此时,卢沟桥事情已经发作,国共互助更显迫切,但蒋介石不只仍不让步,而且竟然示意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与6月庐山谈判时的意见“收支甚大”。周恩来固然不满,对蒋介石示意云云则事难做通,且恐碍今后各事之举行,再申华北炮火正浓,“寇深祸至,抗战前线使用改编之红军,当在不远。编整训练,万难无兼筹并顾之统率机关。”

在蒋坚不退让之下,中共于7月17日提出从大局出发,红军改编后平时可设政训处指挥,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主任,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以资统率。但这些都未能让蒋改变主意,致使第二次庐山谈判急忙竣事。直到8月,由于日军进攻形势严峻,蒋才接受中共主张,红军的指挥机关、军队序列和统帅人选等遂获得圆满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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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抗战纪念碑

国共庐山谈判是西安事情后双方一系列谈判曲折推进的主要环节,虽然没有最终签订协议、完成互助,但有主要的阶段性功效,是谈判最终乐成、第二次国共互助最终实现的需要步骤和主要历程。

中共中央对庐山谈判十分一定,第一次谈判后即作出了“国共互助渐趋明朗化”的判断,“党中同志极感兴奋”。1941年,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病逝时,周恩来揭晓情绪深切的文章,谈及庐山谈判的功勋:一登莫干,两至匡庐,“两党得更靠近,互助之局以成”。庐山谈判在国共第二次互助史和民族抗战史上,无疑具有主要的职位。

文章泉源:《现代快报》2011年8月22日,原题目“抗战发作前后国共的两次庐山谈判”,本文有删减

图片泉源于微信民众号“庐山景物名胜区”

视频泉源于中国军视网

作者:何友良,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苏区研究》编辑部研究员

责编:小林

网编:侯洁英

监制:方丹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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