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口述最后的西路军脱困:几天滴水未入,随着马才找到水潭

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刘志丹在22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就把“追求真理,救国救民”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他始终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追逐“让全中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的理想,坚守“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在全中国实现”的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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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战斗中的西路军妇女团》。图源:中共河北历史网

1937年2月倪家营子战斗以后,3月中旬的一天,徐向前总指挥把我(那时我任总指挥部情报科长)叫到他的指挥部,问:

“有无祁连山舆图?”

“有,是一个月前考察时绘制的草图。”

“拿来我看。”

我回去迅即将草图呈上,徐总指挥边看边问:

“有无祁连山向导?”

“有,是个少数民族,一个月以前物色的。”

“可靠不可靠?”

“以上宾待之,情绪相处很好,并给了他一套少数民族服装,一支枪,一匹马。”

徐总指挥接着说:

“今晚行军集适时,你带向导到集合地址找我。”

当日未下达行军下令,从行进的偏向,知道要进祁连山了。徐总指挥边走边问山里的情形。

天黑,红三十军历经血战保留下来的军队从梨园口进山,宿梨园堡。这是个不大的镇子,约有近百户人家,依山筑有围墙。军队驻足未定,敌军即衔尾追来,笼罩了梨园堡。经由猛烈战斗,我军突围再次被迫向深山转移。在行进的路上,曾传六、黄火青和我同行时,遇到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他叫我们留下随三十军行动(那时总指挥部机关干部一切编入干部团)。不几日,传出新闻说,中央赞成徐(向前)陈(昌浩)脱离军队,并建立西路军事情委员会,以李卓然为书记,李先念为副书记。

军队沿祁连山脉西进的途中,敌情不明,门路不清楚,食粮发生极端难题。一天薄暮,李先念政委要曾传六(那时任西路军总部守护局长)、黄火青(那时任西路军九军政治部主任)和我三人一起,先行一步,想法解决食粮、门路和向导三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若何完成这个义务,我们心中无底。

我们三人行至一个山顶上,天将黎明时,议论奔向何方,一种意见主张待天亮后在山上考察,那里有情形就奔向那里,另一种意见以为游牧民族熟悉当地情形,当发现他们时,我们下山,他们早已跑掉了。商定兵分两路,曾、黄二人在山上考察,由我带一名警卫员下山去闯。

我和警卫员拉马下山后,天已黎明,溘然发现路面上有模模糊糊的羊、马脚印和未干的羊粪蛋,判断畜群离此不远,随即沿着这些脚印痕迹试探行进,猛然间,山口的山顶上有人向我们开枪,并高声高喊。我们驱马加鞭向山沟里急驶,果然有百十只羊和一些马在山沟的尽处,当一个牧民抱着一个幼儿正要跨马逃走,我们赶上去把他拉住,他拿利刀向我们刺来,我的警卫员上前把刀夺下,不得不将他捆绑起来。纵观周围,邻近山顶上有数十人,若是这些人下来,我们只有两个人就欠好对付了。我看守着人,令警卫员尽快把羊群往回路上赶,可是羊、马不听使唤,往返打转,我生气地说,你来看守人,我来赶羊。我赶也是赶不动,经由亲身经历,方知牵马赶羊并非易事。正在为难之际,溘然三十军的一个顾问(因他有点耳聋,人人都叫他聋子,名字忘记了)骑着一匹骡子顺路而来,不禁喜出望外,要他马上回去讲述,敏捷派军队来。就这样,食粮问题暂时解决了,也是出山前解决食粮难题的唯一一次。

这个牧民被带回来以后,不吃不喝,哭泣不止。由于语言不通,只得用手势等向他示意说,出于无奈,才把羊、马杀掉吃了,并立刻取出金锭给他作赔偿,他坚不收受,看脸色是对我们不信托。可是,当他考察到我们与原来的谁人少数民族向导亲密无间时,态度稍有缓和,经由再做事情,主要是在生涯来往中来浸染他,他的疑虑解除了,金锭也收下了,流露出一种信托和喜悦。待他情绪稳定后,我们便同他促膝而谈,用打手势,就地摆石子的方式,来确定地名、位置、地形、河流等,绘制成草图。他还答应作向导给我们带路。食粮,门路和向导这三项义务是出乎意料地顺利完成了。先念同志等都非常喜悦。

军队仍继续西行,在草图的前进路上有悬崖峭壁,车马难以通过。我向先念同志等提议:军队在原地露营,我和警卫员、向导连夜搜索前进,沿途设路标识别,若是有敌情或牺牲了,他人马上回报;若是无法通过,立刻回转;若是可以通过,就地期待。就这样,我们三人骑马先行,当到达有障碍地址时,虽然山势奇陡,但尚可通过,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就地休息期待,中午时分,军队到达了。

我们一直在高山天气中行进。征途中难题一个接一个,在迷失了偏向之后,我们艰难地爬上一座山顶。山上,狂飚呼号,卵石滚飞,寒光照单衣,气短腹中饥,令人难以支持;脚下,山岭像伟大的银蛇亘卧南北。原来,这就是地理上的分水岭,乃祁连山最高峰,海拔5500多米,依此来判断我们所在的位置,山外劈面即是肃州(酒泉)。

军队西行到石包城以北一个地方时,来了一个自称是国民党某县党部书记长的人,持有一封致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程世才、李先念等人的诱降信,并威胁说,若是不投降,则要若何若何。当我们询问安西城内情形时,该人说,刘呈德骑兵团已到达城内。我们将信将疑,仍继续向安西城行进。在到达城边时,城墙上枪声四起,敌军出动,把我军笼罩于城边的村庄里。这是出山以后与敌遭遇的第一次战斗。看来,继续西进的门路已被封锁了。这时,李卓然同志找我谈,要想法找到一条西进的路。安西城西有一条疏勒河,河面不宽,但河底淤泥甚厚,人畜过河下陷,不能跋涉。我派出一个得力的侦察员,找来一个已往走私的人,他说,离此不远的河底铺有一条很窄的石子路,走私的人从这里偷偷涉水而过。当晚,我们在这条走私路边插上符号,军队撤出战斗,从这里过了河。

过河后,进入一个三角地带。由于这里是一片冷落的不毛之地,一些老财们因战乱携带家族和财物躲在这里逃亡,却万万没有推测红军要从这里过河。第三十军首长立刻下令:禁绝没收和抢占这些人的财物,违者重办,军队很快从这里直插安西至星星峡之间的红柳园子。

4月26日黄昏之前,我军尚有800余人到达红柳园子,与跟踪而至的敌人骑兵睁开最后一次鏖战,人人分头突围,一些同志沿公路走向星星峡,敌军未予追击。事后到了新疆才领会到,甘肃的马家军曾同新疆的盛世才订有密约,以红柳园子为界,越界者必遭还击。因此,马家军深恐中伏击,未敢对我追击。

那时冲出笼罩圈,会合在公路边上的一些高级干部中,有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曾传六、黄火青、苏井观、宋侃夫等及其随行人员和我,当人人一起商议往后的走向时,我建议向山里走,这样敌人要想捉我们就不那么容易,而若是沿公路走向星星峡,敌人骑兵一追,难免罹难。人人赞成,决议由我带路再进山区。这里是一片茫茫的沙漠滩,一时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人人衣服里长满了虱子,休息时便抽闲捉害虫。沙漠滩上烈日当空,天气极为干燥,又三天滴水未进,渴得嗓子象要冒烟,有一点救命的干粮也难以下咽,既渴又饿。这是进沙漠滩前我没有推测的。回忆昔时过雪山草地时,没有干粮,还能以野草果腹,一时还不致饿死,现在几天滴水未入,相比之下,更难以忍受。就在这时,溘然看到远方有一片淡绿色的汪洋大海,人人喜悦地奔去,走到跟前什么也没有,回头一看,又是一片汪洋,于是以为走错了偏向,又往回奔,仍然是一场空。两次奔跑,大大消耗了体内的水分,疲劳已极。静下来一想,岂非就是“梦幻泡影”!在无可奈何时,一位同志的马不见了,他去找马,发现这匹马嗅到了水,于是马上回来告诉人人,马上奔向这个有水的地方。这是一个周遭约十几平方米的积水潭,深处不足二米,水面上绿苔丛生,孑孓在水中游动。见到这救命的水,同志们的兴奋之状难以言表。人人喝足吃饱后,苏井观同志诙谐地说,我这卫生部长也不讲卫生了。

人人边休息边商定:奔向星星峡。那时由于对新疆的情形不领会,禁绝备在新疆久留,仅准备做急忙过客。为预防万一,便各自编造自己的身份,如医生、文书、马夫等。行进中隐约看到远处两山环绕,中心洞开,顾名思义,知道这里就是甘新接壤的星星峡。溘然瞥见劈面开来一辆大卡车,岂非是敌人搜索来捉我们?!先念政委下令:马上卧倒,准备战斗。汽车上的人发现我们后,立刻住手前进,并手摇红旗向我们示意。这下子把我们弄糊涂了,红旗是我们的红旗,岂非是敌人施战略来捉我们?!车上的人仍在原地摇动红旗。于是,先念向曾传六、黄火青和我说,你们三人前往探个明了,我们在这里准备战斗。接触后,车上的人自我介绍说:“我是副官,陈云同志已到星星峡,知道你们在山里,专程要我搭车来接你们。”为了弄清虚实,我们详细询问了陈云同志的岁数、语言的口音、身体等情形,以及已到达星星峡的同志们的情形,经由对话和考察,方知确是自己的人。于是我们三人转身告诉其他同志说:“你们来吧,是自己的人,来接我们的。”人人乘坐这辆卡车到了星星峡。看到陈云同志时,每个人都不禁泪如雨下。陈云同志说:“你们辛苦了,你们是党的财富,到后方好好休息,恢复身体。”越日,到达星星峡的400多位生死与共的战友们在一起庆祝了五一国际劳动节。随后同乘汽车去迪化(今乌鲁木齐)。

从1937年3月12日进梨园口到4月30日抵星星峡,其间,整整49天。这是在人烟稀少、冷热无常、飞砂走石的高山和沙漠滩上风餐露宿、啼饥号寒、独身支持的49天。也是诸位坚贞不拔、忠于革命的战友同生死、共患难,终于胜利地躲开敌人追击的49天。就此,写下了西路军历史的最后一页。

作者:刘琦

编辑:陈熙涵

*本文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

西安事变为什么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苦苦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无效后,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等人。中共中央得知消息后,经过认真研究,提出应抓住西安事变的有利时机,将局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为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应将反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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