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汉学家小川环树:我所见的鲁迅,并不是那样的

二战三巨头开会,看似不起眼的合影大有讲究,罗斯福始终坐中间

众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之际,为了研究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各国的利益分配等问题,美国总统罗斯福向斯大林推荐了十几个开会地点,其中包括雅典、伊斯坦布尔和雅尔塔等。而斯大林总是用各种理由一拖再拖,不过最终选择了在雅尔塔召开这次会议。 在会

按中国学者李庆对日本汉学一个半世纪史的梳理,小川环树(Ogawa Tamaki,1910~1993)属于“转折与生长”期的中坚分子。曾任京都大学文学院院长、京都国立博物馆馆长的兴膳宏以为,小川是“战后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支柱”,对此,李庆说:“我想,不仅是京都大学,也是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研究的栋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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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著名汉学家合影,后排左起三人分别为吉川幸次郎、小尾郊一、小川环树(摄于1959年)

小川环树作为学者,成长于战前,起步于战时,大成于战后,确实是周全见证并体现了日本汉学“转折与生长”的一代人人。北京大学的严绍璗教授在《日本的中国学家》一书中,记载了小川著作二十种,考虑到那本书的出书年月(1979年),实在只涵盖了小川从京都大学荣退(1974年)之前的部门业绩。他对《三国演义》的翻译和研究,与吉川幸次郎配合主编的煌煌三十三卷本《中国诗人选集》(岩波书店,1957年~),包罗《中国小说史研究》(岩波书店,1968年)等,均已跻身天下汉学的经典。1969年3月,小川当选日本中国学会理事长。1989年,成为日本学士院院士。对小川之学,京都学派另一位代表人物入矢义高评价说,他“不仅兼有作为学者所必须的深刻洞察力和广漠的视野,而且具有他人所不能及的感性的细腻,这样,他的学问就渐入圆熟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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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全译版》,全8卷,岩波书店1982年出书,小川环树、金田纯一郎译

除了道德文章,小川环树另有两点与众不同之处,在学界颇受侧目。其一是显赫的门第,其父小川琢治是地理学者,同时也是汉学家,其对中国历史舆图和历史地理的研究,有开创性的孝敬。小川家五个儿子:环树排行第四,兄长小川芳树是冶金学者,东京帝大教授;次兄贝冢茂树也是汉学家,京都学派重镇;三兄汤川秀树是理论物理学家,日本首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949年);老幺小川滋树战时夭折。对云云硕学满门、名士辈出之望族,若是用不痛不痒的“书香门第”之类来形容,真不足以通报那种华美家系之皮相。

其二是“朋友圈”。1932年,小川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结业,同年进入京大大学院。1934年,赴中国留学,先是在北京大学和中国大学当旁听生,后赴苏州学吴语,曾听过魏立功、闻一多、孙人和、钱玄同、吴承仕等人的授课。虽然留学生涯满打满算只有两年的时间,但或深或浅,小川与周氏兄弟、章太炎、罗常培、刘半农、赵元任、郁达夫、杨联陞、钱锺书等大陆学人都曾有过交游。其中,对鲁迅的印象,尤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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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著名楚辞研究专家、北大教授游国恩(右)在京都大学做学术演讲,小川环树(左)担任主持人

鲁迅素为东瀛士林所敬重,是生前就在日本出书过“全集”的唯一外国作家。毋庸讳言,作为在上个世纪三十年月初踏上汉学研究之路的青年学人,能结识鲁迅,确是一件相当“拉风”的事。小川晚年追忆留学岁月的文字,副标题就叫“鲁迅印象及其他”,足见鲁迅的存在感。为结识鲁迅,小川和先于他半年来到京城的另一位文学者、后成为九州大学教授的目加田诚,走了一条迂回门路,先是去八道湾造访周作人,请他写先容信。周有些为难,示意自己未便写信,“不外我可以给你们先容郁达夫,让他来写吧”。

果真,二人持郁达夫的先容信,在上海内山书店,见到了鲁迅。《鲁迅日志》1935年3月21日载:“下昼得达夫信,绍介目加田及小川二君来谈。”单看这一则日志的话,难免会产生误解,以为鲁迅只是收到了郁达夫的信。幸亏有小川的日志,说明确是在那天下昼,鲁迅约见了小川和目加田。小川厥后又多次见过鲁迅,但在日志中,只记了最初碰头时的情形:“到内山书店,呈郁达夫先容信,请求面会。少倾,鲁迅至。”鲁迅给小川的第一印象,是“个虽矮,但眼光锐利。充满自信,话语坦白。”

第一次碰头,详细聊了哪些内容,小川并未在日志中纪录。或许是那时正在做中国小说史方面作业的缘故,晚年撰文回忆时,他只记得自己有意识地向鲁迅请教了关于写作《中国小说史略》的事。他以为做这种小说类的研究,无疑需要大量参考书,便问鲁迅那时是否用了北京大学的书。鲁迅答道:“非也。那些书全都是从琉璃厂的旧书店中借来的。”从旧书店借书而不是购读,令小川略感疑心。聊着聊着,方知彼时“坊间是相当自由的,旧书借个两三天是稀松平时之事”不外,纵然云云,在日人的感受来说,“总借不买的话,天长日久,店家是不是就不愿再借了呢”?对此,鲁迅的应对,是“穿着在日本定制的西装,再去店里,雇主便很痛痛快快地借给我了”。原来穿西装会被店家目为“上等人”,“可在除此之外的场所,他明白是不穿洋服的”。这种写在正经书页边上的文化古城书业掌故,若不是小川亲耳听来并缀文成篇,说不定就湮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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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川环树代表作之一《唐诗概说》,岩波书店2005年版(初版于1958年)

初次碰头,除了目加田之外,实在另有一位日本青年在场,一位学地质的留学生。与两位文青学者一道,听一位中国文豪侃侃而谈,他自觉插不上嘴,故自始至终未语言。碰头竣事后,他却“酷评”道:“与那位柳田国男,柳田先生真的似乎呀。”听罢此言,小川倒也以为有点像——他曾听过柳田在京大的演讲:

在充满自信这一点上,确有共通之处,柳田亦云云。但(鲁迅)并没有给人以神经质、难相处的印象。兴许在内山书店聊天时,刚好是他心情不赖的时刻也未可知。可甭管怎么说,他可能并不是好语言的人。

目加田厥后也写过回忆。他向鲁迅提起了周作人,说他“是北京文坛领袖,揭晓过许多富有韵味的小品文”,“鲁迅神色一变道:周作人怕是要消灭了”。

另有一次,让小川见识了鲁迅的“欠好语言”。也是在内山书店,鲁迅正在店堂中坐着,缔造社诗人穆木天进来,挑了几本书,然后过来跟鲁迅打招呼,“鲁迅却扭过脸去,根本不搭理”,而小川知道俩人是熟悉的。厥后内山老板告诉小川,说穆木天的转向,令鲁迅不齿。

第一次碰头后的第二天,目加田就从上海搭船回日本了,小川继续在南方逗留了一段时间。1935年秋到翌年4月,小川又去苏州学吴语。其间,每个月都会去上海,而去上海必泡内山书店,故见过鲁迅许多次,交流局限也广,谈这谈那,从古籍版本到影戏木刻,也没少月旦士林,小川知道鲁迅心里很小看苏州文人。但无论谈什么,与鲁迅的交流一准儿是日语,“鲁迅的日语真是隧道,我全然没有跟外国人谈话的感受”,以至于小川完全不知道说着北京官话的鲁迅是何种样子。约莫也交流过语言的问题,鲁迅说自己的日语是“明治时代的日本语”。经这么一点拨,小川才以为鲁迅的话,确实有那么一点老派的味道,“跟郁达夫不一样,郁是大正时代的留学生”。

小川在内山书店没少淘书、捡漏,如鲁迅的《准风月谈》,在北京是禁书,早已无从入手,却不意在内山的书架上发现,心情大悦。1936年4月10日前后,小川从苏州进沪,照例去内山扫书,不期在店中与鲁迅再次邂逅。简朴聊了几句,小川跟内山老板说第二天就要回国了。内山听了,默默从岩波文库的书架上取来一本书——岩波版增田涉译的《鲁迅选集》,说书已经卖光了,这是本存货,“请先生签个名吧”。于是,便有了小川书斋中那本唯一的、也是永远的纪念。那是小川最后一次见鲁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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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鲁迅公园中的鲁迅像

1978年4月,远离四十二年后,小川环树应邀访中,去了上海。在鲁迅公园,因鲁迅纪念馆正在维修,没能看成,遂瞻仰了公园里的鲁迅铜像。时值清明前后,像前摆满花圈。小川站在铜像前,端详着鲁迅,感应时光倒流的同时,心里有种挥之不去的违和感:

我常说,那座铜像所显示的鲁迅过于威严了。我所见的鲁迅,并不是那样的。他应该更随便一些,在与我聊着天。也许是生病之后人变憔悴了,但真的不是那副高峻威严的容貌……

由此也能看出,正如入矢义高所评价的那样,小川身上确有种“他人所不能及的感性的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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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往闲话》,小川环树著,筑摩书房昭和63年1月初版(作者提供)

作为纯文学者,小川环树在专业研究上颇用功,著作等身,却很少谈及自己的过往,生前只出书过一册随笔集《谈往闲语》(后收入《小川环树著作集》第五卷)。那本集子经门生兴膳宏之手编纂,1987年由筑摩书房出书,装帧极其优美。函套上的画(帙绘),是小川的父亲小川琢治的友人、画家木下日出男的肉笔绘——1941年,时任东北帝国大学副教授的小川在卧病之时,父亲特意从京都寄到仙台的礼物,画的靠山是位于苏州城西南一隅的瑞光寺古塔。病中获得云云特殊的关爱,小川好像瞬间被治愈。原画是水墨绘,在《谈往闲语》付梓前,小川与筑摩书房的编辑大西宽商议,由出书方按传统日本版画的技法,套色印刷,为随笔集增色良多,同时也使姑苏城外古朴的景物定格在读者的视线中,从而分享作者的一段青春影象。小川在后记中写道:

我在苏州留学的时刻,坐在摇摇晃晃的人力车上,从寺庙旁边的野道上经由不知有几十回。听说古塔最近修复了,但那时的疏弃正如画中所出现的。秋天的黄昏,从城里的荣华街赶回位于城外日本租界的旅馆,我打那条寥寂的野道上通过时,会听到从塔顶上成群飞过的乌鸦和麻雀的啼鸣,加剧了心里的寥寂感。瑞光寺的北边,耸立着北寺塔。每当列车出了苏州站向城里偏向行进时,不一会儿,塔影便映入眼帘,显得愈发高峻。虽说那里是姑苏游客人人皆知的地方,可对我来说,瑞光塔才别有一重特殊的亲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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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柠作家,译者。北京人。大学时代放浪东瀛,后服务日企有年。自力后,码字疗饥,卖文买书。日本博物馆、美术馆、文豪故宅,栏杆拍遍。先后在两岸三地出书著译十余种。

图片:作者提供

编辑:陈蕴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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