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步步紧逼,毛泽东“谦逊”有三 ,相忍为党

他是客家人,共产党第一任总司令!有望获授元帅,却因飞机失事遇难

(来源:客家精英手机报) 毛泽东曾当面称叶挺将军是“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毛泽东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1927年12月爆发的广州起义,首次打出了“红军”旗号,而叶挺担任了红军的总司令。“第一任总司令”之说由此而来。新

文/刘良、杨皓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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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王明直接相处与来往的日子并不多,但却受到王明不择手段地倾轧和袭击。而作为党的向导者之一的毛泽东曾三让王明,对他接纳了忍让、团结、教育的同志式态度,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作出了主要贡献。这充实显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崇高品质和博大胸怀,堪称全党借鉴学习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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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

忍辱负重 顾全大局

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县(今金寨县)金家寨人,生于1904年,比毛泽东小11岁。他1925年秋被党组织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4月回国。之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一手提携下,从一个普通党员一跃而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员。不久,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年仅26岁的王明在米夫扶持下掌握了中共中央的最高向导权。此时,毛泽东正率领红四军主力转战于闽赣界限,并接连打垮蒋介石几十万雄师的“围剿”,在闽赣界限开拓了以瑞金为中央的中央革命凭据地。

在那时的上海,国民党特务向我党地下组织发动大规模突然袭击,仅1931年1月17、18日两天就有30多名共产党高级干部被捕,24人遭枪杀。就在这时,王明中央深知毛泽东对他推行的“左”倾门路,存有重大的分歧意见,他感应必须刻不容缓地搬开这块“绊脚石”。于是,决议派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赶赴中央苏区,以周全推行“中央门路”。在代表团出发之前,9月1日,王明以中央名义发出《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对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前委进行了指斥,以为“苏区同志对于立三门路的错误,尤其是国际门路的准确,还缺乏所有的深刻的领会”。10月,王明又向苏区中央局接连发出指示电,再一次指斥毛泽东:“苏区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门路与充实的群众事情。”在发了一通指斥指令后,迫于上海的主要形势,王明便携妻子去了苏联,临行之前,他再三嘱咐被暂且推上中央向导岗位的博古:“万事都得叨教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他人。”处在主要反“围剿”战斗中的毛泽东,还未曾相识这位身居高位的向导人,便迎来了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11月初,凭据中共中央(现实是王明)的指示,由中央代表主持在瑞金叶坪召开了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集会)。集会根据王明的旨意,整理并凶猛指斥毛泽东的“错误”。他们将毛泽东的“错误”归结为三条:“狭隘的经验论”“富农门路”“极严重的一向右倾机会主义”。集会还作出决议:“党内两条门路的斗争必须生长到最高度,集中火力否决党内现在的主要危险——右倾。”

有了这三大“错误”,毛泽东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署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便不“相宜”了。于是,通过改组苏区中央局、打消红一方面军总部,毛泽东以上的职务便不罢而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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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集会)在瑞金召开,主席台右四为毛泽东。

由于毛泽东在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享有很高的威望,于11月27日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第一次集会上,依然选举毛泽东为暂且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虽然失去了对中央红军的主要指挥权,但依然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为扩大中央苏区、争取战争胜利献计献策。他获得周恩来的支持,受命率领红一、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入闽,一个月内便先后攻取龙岩、漳州,为牢固闽西凭据地,开展闽南游击战争及以后红军的作战缔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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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合影左起: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王稼祥。

纠正党内错误须得“瓜熟蒂落”

毛泽东虽然被免去了苏区中央局的主要向导职务,然则为了革命的利益,他依然坚持党性原则,畅抒己见,从不趋炎附势。当中共暂且中央依据王明旨意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红军主力攻打中央城市的战略时,毛泽东绝不隐晦自己的看法,提出了差别的意见。红军主力攻打赣州失败后,毛泽东又提出向赣东北宽大农村生长,确立革命凭据地的准确战略目标,再度被拒绝接受。1932年8月,在周恩来等支持下恢复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直接指挥下,乐安、宜黄两战两捷,歼敌约两个旅,俘敌5000余。这时,苏区中央局在前线与后方的卖力人在若何继续应敌上又发生了意见分歧。

此事传到上海、传到莫斯科,王明火了。于是,他通过住上海暂且中央卖力人博古,向中央苏区发出一连串的指令、密电,称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中所接纳的战略是完全错误的,是“纯粹防御门路”,是“游击主义”,是当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对毛泽东不能接纳“迁就”的态度,应作为“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坏的残留”予以马上解决。

王明一道道“马上解决”毛泽东这个“危险”人物的指令,迫使他的门路执行者深感不安。于是,他们捉住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还未开战的时机,以讨论红军行动总目标为题,急忙赶到前方,在宁都召开苏区中央局集会(即“宁都集会”)。根据王明的旨意,集会列举了毛泽东所犯的“一向错误”,以为毛泽东在军内的职务必须立刻免去。虽然周恩来力主毛泽东留在前线,朱德、王稼祥也差别意排除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向导职务,但终归无济于事。就这样毛泽东又被从主要岗位上撤了下来。

在战场上能够打败蒋介石的毛泽东,面临这一次次的人身攻击,深知是来自王明其人。然则,他考虑到那时共产党和红军正处在否决国民党大规模“围剿”之时,若是共产党和红军内部闹起来,必被蒋介石所打垮;再则,中国共产党经由六届三中全会和六届四中全会,党的团结和统一已经受到严重损害;其三,鉴于王明门路的错误不可能很快为党内大多数人所熟悉,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他遵守了党的决议,并做到三条:一是少数遵守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允许的条件下做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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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毛泽东在江西革命凭据地八县贫农团代表集会上讲话。

1933年1月,博古在上海呆不下去率中共暂且中央转来中央苏区。博古一到瑞金,便起草了《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议》,指责福建省委内部的一部分同志形成了以罗明为首的“机会主义门路”,责令罗明停职反省。相继又批判“罗明门路”的执行者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并撤了他们的职。

对此,毛泽东很清晰,博古这一切都是根据王明的旨意行事,而矛头都是对着自己的。其目的是不仅打消他的党内和在红军的职务,而且是要把他从威信上搞臭。今后,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他再次退让脱离红军,去从事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事情。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自从毛泽东脱离了红军的向导岗位,中共暂且中央也直接取代了对红军的向导与指挥。博古遵照王明的指示,与李德配合提出一整套军事冒险主义的目标,终于使第五次反 “围剿”战争归于失败,红军遭受严重损失,不得不放弃中央凭据地而执行大迁居式的长征。

昔日的胜利和现实的凄惨失败教育了暂且中央及红军中的大多数向导干部,使他们逐渐熟悉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于是有了召开遵义集会的条件,有了遵义集会的历史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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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集会会址

正如毛泽东在回首这段经历时深有感伤地说:“......事物有一个生长的历程,错误有一个露出的历程。只有经由五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第一阶段的严重损失的反面教育,绝大多数干部的熟悉提高了、一致了,在这样的条件下,遵义集会才气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让而有度,确保党的团结和统一

抗日战争周全发作后,1937年11月29日,王明自苏联乘飞机回到延安,同机回国的另有陈云和康生。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张国焘等数百人一起到机场迎接。

机场上举行了热烈的迎接仪式。毛泽东热情洋溢地以“饮水思源”为题致迎接词。他说:“迎接从昆仑山下来的‘仙人',迎接我们敬爱的国际同伙(指苏联机组人员——引者注),迎接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

毛泽东的迎接词赢得迎接队伍的阵阵掌声。是啊,6年前王明离去时,上海一片白色恐怖;现在,陕北不仅拥有南北长900里、器械宽800里的红色区域,而且还拥有十几万人的红军军队。在苏联的6年,使他躲过了国民党特务的搜捕,躲过了蒋介石“围剿”的炮火,躲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千难万险。现在,他尚且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于是,他意气扬扬地最先揭晓长篇讲话。讲话除以向导者自居说了一番激励的话外,即是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坚持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的门路。

出于王明还挂着共产国际的牌子,更出于辅助及拯救王明,让他体面地从错误的胡同中走出来,毛泽东再一次接纳了忍让的态度。几天后,毛泽东便提议增补王明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不久,中共中央建立“七大”筹备委员会,毛泽东又建议由王明为书记,自己为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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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政治局集会,王明在会上提出右倾主张,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这些错误意见未形成决议,全体人员合影。前排左三为王明,后排右一为毛泽东。

然而,王明的权欲未减,他仍要从毛泽东手里夺得中共最高首脑的职位。于是,他潜心谋划着,一步步逼向毛泽东。

12月8日,王明从延安赴武汉,出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今后,他又以武汉为阵地,向党中央和毛泽东闹起独立性来。他首先以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书记的身份,独自制定中共中央委员名单,并通过“交通”转往延安。其次,他在与国民党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与毛泽东在延安提出的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相悖,提出:“一切经由统一战线”,“一切遵守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

之后,王明还在武汉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多次对外公布宣言,有时甚至借用毛泽东的名义揭晓谈话。他还提出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从延安迁往武汉。

王明的这些行动显然是要取毛泽东而代之,在延安党政军中引起了极大的不满。

1938年6月,毛泽东将自己写的《论持久战》文稿派人送往武汉,并由《新华日报》揭晓。王明扣下了这份文稿,并黑暗密告共产国际卖力人,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存在原则性的错误。王明知道:欲取毛泽东而代之,关键是获得共产国际支持。于是,他“恶人先起诉”,想以此一举将毛泽东告倒。

可是,此时出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并主管中国事务的季米特洛夫,在与王明共事时代,觉察这小我私家夸夸其谈,没有现实事情经验,并经常谈论中国海内向导人的不是,对此十分反感。当季米特洛夫收到王明的这封起诉信后,越加对王明有了进一步的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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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王明、周恩来、林伯渠、博古(左起)在汉口。

1938年7月6日,苏共中央机关《真理报》,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解释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

8月,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他带回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极为主要的指示。季米特洛夫特别强调:“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向导人,他是在中国革命现实斗争中磨炼出来的首脑,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季米特洛夫的这番话,是基于他本人对王明的逐步领会,也是他通过调查研究先后倾听了陈云、王稼祥、任弼时等人的汇报后作出的决议。

毛泽东让王稼祥打电报给王明,要他来延安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而一心要掌控党中央的王明却复电王稼祥:一、请王稼祥到武汉单独向他转达国际指示;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应当在武汉召开。

在这样一个主要的原则问题眼前,为了确保党的团结和统一,毛泽东发脾气了,决不能让王明走张国焘的老路。于是,他让王稼祥给王明发出一封说话严肃的电报:

“请定时来延安加入六中全会,听取转达共产国际主要指示。你应该遵守中央的决议,否则一切结果由你自己卖力。”

王明收电后即感应局势不妙,他心惊肉跳飞赴延安。果然不出所料,季米特洛夫支持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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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1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主席团成员合影。前排左二为毛泽东,前排右一为王明。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全党的首脑职位进一步获得牢固,然而,毛泽东却以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无私胸怀,对王明没有作任何的指斥,只是重申了党的纪律,提醒人人不要上 “张国焘一类人”的当,从而给王明改正错误留了一条退路。

王明熟悉到局势已去,于六届六中全会后来了个急转弯:10月20日,他揭晓《现在抗战形势与若何坚持持久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一文,示意要“如北辰而众星拱之”那样“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 随后又在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作了《学习毛泽东》的专题演讲。

实在,王明对毛泽东是口服心不服。在尔后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于1942年2月27日致函周恩来,示意对“王明门路”的提法想不通。

不管王明想通想不通,“王明门路”照样要提的,由于它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极为严重的恶果。毛泽东并未因提“王明门路”而把王明其人排挤在革命队伍之外,在中共“七大”、“八大”集会上,均是经毛泽东提媾和做事情,才选举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的。

毛泽东曾这样说过,对不承认错误的人可以守候,“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眼前吃过亏的那一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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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在七大主席台上。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众望所归的首脑,除了他向导中国革命走出了逆境,走向了胜利外;还在于他善于团结同志,包罗团结像王明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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