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祖父的「科举舞弊案」,究竟是怎么回事?

解密:叶挺项英发生分歧内幕 周恩来从中调解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叶挺和项英 叶挺虽然就任新四军军长,但实权却掌握在副军长项英手中, 因此对新四军的军事指挥并不如意。 实际上,新四军的干部、战士大多是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中幸存下来的红军骨干,因而和当时领导南方游击队的项英渊源甚深。叶

问:请编辑说一说鲁迅祖父科举舞弊的事情。

一、周福清的如意算盘

这桩案子发生在1893年,也就是光绪十九年。

鲁迅的祖父名叫周福清,生于1837年。他填给官府的资料少写了七岁,说自己生于1844年,目的是推迟退休之日以便多做几年官。1871年,周福清以三甲第十五名考中进士,四年后被分配去江西金豀做知县,很快又因“做事颟顸”被两江总督沈葆桢弹劾丢了职务。为维系政界生涯,周福清不得不出钱另捐了一个正七品的“内阁中书”,这是个没有油水的小京官,主要卖力撰写翻译公牍。

从1879年最先,周福清在内阁中书这个没油水的职位上,干了十余年没有挪窝,直到科举舞弊案发作。这时代,周福清的经济状况相当拮据,“虽然还不要用到家里的钱,但也没有一个钱寄回来”。同乡王继香在日志里说,众人知道周福清没钱,出门是不愿坐车的,以是聚会时都不坐车,以免因分摊车钱给周福清增添压力。

改善经济上的逆境,是周福清在1893年设计运作科举舞弊的主要动力之一。

1894年是慈禧的六十大寿。作为庆祝,清廷决议在这年开一场恩科,录取一批读书人进入体制。按制度,京城里要开恩科,地方上就得提前一年举行乡试选拔。周福清以为自己的机遇来了。第一,他的母亲在1893年头去世,他以丁忧的名义回家奔丧,不受一样平常文书工作的约束,有大量的时间用来设计运作。第二,此次派往浙江主持乡试的主考官殷如璋,是周福清的科场同年。

周福清是一个很郑重的人,没有选择在浙江境内操办此事。他带了一名叫做陶阿顺的西崽,赶去苏州的胥门码头期待殷如璋,那里是前往杭州的必经之路。寻到殷如璋的坐船后,他也没有亲自出头,而是先命陶阿顺带去了一封信。

据浙江巡抚崧骏1893年10月13日给朝廷的奏折,信中除一张周福清的手刺,一张写有“外年愚弟”的帖子之外,另有两张纸。一张纸上写着行贿的出价是“凭票洋银一万元”,另一张纸上写着舞弊受益考生的姓氏,分别是“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意即除了马、顾、陈、孙、章五人外,另有周福清的儿子周用吉(也就是鲁迅的父亲)也参加了这次考试,要请殷如璋一并照顾——前五人是贿银的出资者。按周福清的设计,此行不只可以捎带着让儿子金榜题名,还可以在事成后从五家人那里得一笔不菲的酬劳,可谓如意算盘。

没想到的是,接到信的殷如璋,先是命人将送信的陶阿顺扣了下来,然后又把写信的周福清给告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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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绍兴鲁迅故寓所藏周福清像

二、烫手的贿银

殷如璋为什么要告密周福清?

有说法称,这是由于陶阿顺做事稀里糊涂,将行贿的帖子送错了。周福清设计里的行贿工具,不是主考官殷如璋,而是副主考官周锡恩。殷、周二人那时都在船上,陶阿顺误将帖子送到了殷如璋手里,“殷知道周锡恩涉嫌卖枢纽,利益他自己独吞;周则要撇清自己,必须装作绝不知情,于是坚持严办”,二人都要彰显自己的名正言顺,周福清就只好倒霉了。

这个说法疑神疑鬼,与真相相去甚远。据官方留存档案,周福清的信内有一张“外年愚弟”的帖子,可见他的行贿工具是殷如璋没有错——周锡恩并不是周福清的科举同年。

之以是找对了行贿工具,却仍被行贿工具举报,是由于行贿被人给撞见了,而撞见者,又恰是副主考周锡恩。1894年底,周锡恩给自己的先生赵次珊写过一封私信,内里提到,自己不只是陶阿顺送信行贿的撞见者,也是揭发周福清的主张者:

“往浙途经苏州,不幸遇内阁中书周福清,函通正主考殷秋樵京卿买求枢纽,被恩在船遇见。其时,主议揭发者,实锡恩所为也。”

另据周作人《知堂回忆录》里讲,周福清派陶阿顺(周作人误记为徐福)去送信,“那时恰巧副主考周锡恩正在正主考船上谈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刻拆看,那仆从乃乡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边叫嚷,说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这件事便揭穿了”。周作人的说法或来自家中尊长,与周锡恩的私信,恰可互为佐证。

也就是说,周福清行贿被揭发,纯属操作上泛起了失误,是一个偶发事宜。对主考官殷如璋来说,为了一万元贿银去搞定副主考周锡恩,是一件异常不划算、且存在未知风险的事情。以是他宁愿不要这烫手的银子,而是跟周锡恩一起,将周福清给举报了。

三、又不是只有我这么干

陶阿顺被扣押后,周福清先是遁逃到上海考察形势;该案由江苏移交给浙江审理后,周福清又自动前往杭州投案。

在杭州知府衙门的公堂上,周福清似乎并不认为自己犯了多严重的罪行。他甚至说出了“交通枢纽者已不止一科”(又不是只有我这回这样干,之前的历届考试都有人行贿舞弊)这种话。但让他没有推测的是,苏州码头上的“登船行贿未遂事宜”,已被苏浙政界中人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迅速传开,也进入到了朝中御史们的耳朵。御史林绍年在1893年底,就把周福清“交通枢纽者已不止一科”这句话写进了自己的奏折;更早一些时刻,御史褚成博也在奏折里对天子说,苏州“登船行贿未遂事宜”已在苏浙两省四处流传,正直的读书人个个赞叹愤慨,连京城里的士医生也在传这个事。

周福清有这种认知并不新鲜。有清一代,尤其是到了中晚清,朝廷为科举舞弊制订的刑罚虽然严肃,但绝大多数的科举舞弊者并不会获得责罚。由于他们大概率不会被揭发。今人所能知晓的中晚清时代的科举舞弊案,或是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而成案,或是由于某些极有时的因素而露出——周福清“登船行贿未遂”,就是有时因素所致。

另一个常被拿来举例的嘉庆年间“樊顺承科举舞弊案”,案发也极为有时。岳麓书院的学生彭珴,被科场的工作人员樊顺承割了考卷,移花接木给了另一名考生傅晋贤(让后者重抄一遍)。没想到傅竟中了头名解元,考卷被公然张贴出来,于是案情曝光。即便曝了光,彭珴也曾被说动私了,若非岳麓书院院长不愿松口,案子仍会消弭于无。樊顺承在临刑前,也说了与周福清相似的话:

“彭某之事,何足异哉?前有新化戴某先生,历试八科均中式,均为我所抽换,他人卷得之,彭某仅一试,何足异哉?”

大意是:姓彭的只考了一次,只被我割了一次考卷,基本不算什么。之前新化县有一个姓戴的,考了八次都得中,八次都被我割卷换成了别人。萧穆《敬孚类稿》里说,监斩官听到他说这些话,“虑生旁案”,立刻让刀斧手快快行刑。

四、奏折里的玄机

御史上奏后,光绪天子下了谕旨,要浙江巡抚崧骏“严切根究”,从严从重好好查一查这个事,看看背后到底另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内幕。

对崧骏来说,周福清是生是死并不主要。主要的是这个事不能牵涉太广,谁的屁股都不清洁,一旦往深了查,火很可能会烧到身边人甚至自己身上。周福清那句“交通枢纽者已不止一科”并不是虚言。以是,处置好此事的要害,是将案情止于周福清,不能让它蔓延到主考官殷如璋的身上——此案最直接的疑点,就是周福清与殷如璋之间是否早已存在勾通

为了将主考官殷如璋从案中完全摘出来,崧骏在10月份和12月份给朝廷的两次回奏中,完全抹去了副主考官周锡恩在案件中的角色,只字不提是周撞见了陶阿顺前来送贿信,也只字不提是周主张告密周福清。只给天子留下了一个“殷如璋拿到贿信后就正气凛然告密了周福清”的辉煌形象。周锡恩厥后在私人信函里说,崧骏这样处置之前,曾征求过自己的意见。自己不想得罪人,于是就准许了:

“浙抚入奏时,有正考官而无副考官,实因福清私函贿正而非贿副,故直以为正考官举发;若云副考官举发,则正考官反成被告矣。此崧镇青中丞所言,且亦系锡恩意也。”

大意是:如果在奏折里写上是我撞见,然后主张揭发,那就即是将身为正考官的殷如璋推入一种“与周福清早有勾通”的嫌疑处境。崧骏和我商议这个事,我赞成他这样处置。

除了让殷如璋乐成上岸,崧骏还得致力于如何不扩大案情。在1893年10月份给朝廷的回奏里,崧骏已然发现陶阿顺本是绍兴府陈顺泉家的佣工,是被周福清暂且借用,然后一同来到苏州的。这并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他没有循着这条线索继续查下去,而是告诉天子,行贿信里的“马(官卷)”已经查出来了,由于这届考生里只有一个叫马家坛的人是官卷。周福清的的儿子周用吉也查出来了。其他顾、陈、孙、章,只有姓氏没有名字,着实没法查。得等将周福清捉拿归案,才可能有结论。

稍后,周福清自动投案自首。崧骏在1893年12月第二次给朝廷回奏案情。这一次,他完全删去了“陶阿顺本是绍兴府陈顺泉家的佣工,是被周福清暂且借用”这个情节,只说陶阿顺是周福清的仆役。回奏里还说,周福清去向殷如璋行贿,完全是暂且起意。他从绍兴北上,本来是要去京城里探亲。走到上海听说自己的同年殷如璋是乡试的主考官,就“一时糊涂”想要为自己的儿子买通枢纽,又想到亲友当中有马、顾、陈、孙、章五家有钱人,也都有子弟参加考试,并不和他们商议,就把他们一并写上了。横竖“各亲友家道殷实,不患无人承应,事后必有酬谢之资”,这些人家都很有钱,不愁事后收不到行贿的银两,也不愁事后他们不给自己酬劳。

这种说法,着实是鬼都难信。不经人赞成,就替人去行贿,行贿的数额又不能算小(每户二千洋银),本就不合情理。人家并不需要,或者有其他更好的舞弊渠道,都是可能。而且,人家事前不知有行贿之事,得中后认定是自己学问过硬,将跑来“报销贿银”的周福清打出门去,也是有概率发生的事。崧骏之以是审出这样的结论,是由于只有这样处置,才气避开一场大案,才气免去拔出萝卜带出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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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崧骏等人关于周福清案的奏折

五、副主考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让副主考周锡恩没想到的是,自己主张告密周福清,效果却成了“周福清科举舞弊案”中最无辜的受害者。崧骏为保殷如璋,将周锡恩的名字从奏折里略去,产生了两个结果:

(1)许多人怀疑周锡恩和周福清是同宗(注:周锡恩其实是湖北人),说周福清本来是向他行贿,只是送错了信。为了珍爱周锡恩,崧骏才在奏折里对他一字不提。

(2)为了不做恶人,殷如璋在江浙政界四处对人说主张告密周福清的是周锡恩;为了脱节嫌疑,殷如璋回到京城又四处对人说主张告密周福清的是他自己。

这些结果,直接导致周锡恩被言官们风闻弹劾,要求观察他事实有没有问题。虽然观察没有效果,但在晚清士人的条记当中,周锡恩已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卖功名之人。这让他异常郁闷。

至于主犯周福清,崧骏在奏折里主张对他从轻发落,理由是他行贿是暂且起意,贿银也没有真的送到殷如璋手里,事后又自动投案自首。刑部不愿做恶人,表示赞成崧骏的主张,“拟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光绪天子很气忿,不愿云云轻拿轻放,御批“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没人为周福清反驳,大案发生的可能性已经消弭,他的生死是无关紧要的。

顶着“秋后处决”的诏书,周福清在狱中战战兢兢地熬日子。万幸的是,1895年,光绪天子的气忿已经消逝,没有在他的名字上打勾。五年后,作为对八国联军攻陷京城之事的反思,清廷决议释放一批死刑犯,周福清也在其中。他回到家中,发现宗子周用吉已经病故。

周福清活到了1904年。他的孙子鲁迅厥后在自传里说,祖父的这场“科举舞弊案”,让原本有四五十亩水田的家里“险些什么都没有了”,也让自己成了一个借居在亲戚家里的“乞食者”。

参考资料

①房兆楹,《关于周福清的史料》。

②朱正,《周福清科案述略》。

③《周福清科场案资料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④陈春生,《周福清科场舞弊案的另一方——重新发现的一则资料说开去》,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⑤黄恽,《李超琼所记周福清贿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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