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人员忆毛泽东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叶群跪求林彪:你跟江青斗,没有好果子吃

林彪接见红卫兵(资料图) 当年,林彪家有一位不是家人、如同家人的工作人员,她就是王淑媛。如今她已届耄耋之年,然而精神矍铄,有时甚至透着天真。无论是在艰难的岁月中,还是在宽松的日子里,她都是一位快乐的老人。平时,同事们(包括年长的,年轻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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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毛泽东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苏少壬,原题为:《毛泽东、周恩来的最后时光》

毛泽东阅文念书不停

毛泽东希望通过“文革”的大乱进而大治,发动之初并没有想到时间会拖得那么长。1967年他在巡视大江南北时说,“文化大革命”不能再搞了,明年春天一定要竣事,然后召开九大。但事与愿违,1969年4月九大事后,运动愈演愈烈,事态的生长他已难以驾驭。

九一三事宜发生后,那几天毛泽东一直睡欠好,也很少语言。1971年冬天以后,大叶性肺炎等疾病时轻时重地一直困扰着他。1972年1月13日,肺心病发作,高烧、严重缺氧,突然休克。抢救过来后,他的听力逐年减退,继而又双腿浮肿、步履艰难。1973年眼睛白内障,视力急剧减退,他憎恶摄影灯光在书房里闪动,限制摄影不得跨越3分钟。1973年8月,召开党的十大时,他委曲加入,预先从中南海游泳池住处搬进人民大会堂118厅暂住,以便在代表们进场之前先扶他坐于主席台上,省得让人看出他的康健真相。会间他无法独自起立,散会时本应全场起立拍手欢送他脱离,只好改为所有代表脱离之后再由人扶他回到居处。

1974年冬天,毛泽东吞咽有难题,需人喂食,除患有暮年白内障和运动神经元萎缩症之外,又患上肺心病、冠心病和血中含氧过低症。1975年10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指着自己的头说:“这部门很正常,我能吃能睡。”又拍拍大腿,“这部门不大好使,走路时有些站不住,另外,肺也有点偏差”。12月2日,在会见美国总统福特、国务卿基辛格时,他说:“一句话,我的身体状态欠好……我与天主有个约会,我很快就要去见天主了!”

1976年春天,毛泽东病情危重,发生过两次严重的心肌梗塞,虽都经抢救脱险,但身体今后愈加虚弱。5月12日,他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由张玉凤和孟锦云(原空政文工团舞蹈演员,后为毛泽东护士)搀扶着先到游泳池接见大厅等着客人,客人在华国锋陪同下来了,他刚站起来同客人握手,却一下跌坐椅上。5月27日,他以极大的毅力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讲话的声音小而模糊,要由他的侄女王海容听清晰后先译成通俗话,再译成英语。6月,在住处同华国锋等谈话,他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胜利地举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病情严重,毛泽东依然既不愿意吃药也不愿意注射,坚持“自力更生”——依赖自身的抵抗力,不靠“外助”——注射吃药,几经医生劝说刚刚赞成插鼻饲管。

1976年8月26日,毛泽东心脏病又一次发作,经常处于昏厥状态,由北京医院、阜外医院、解放军总医院、解放军305医院、北京同仁医院选派专家和优异护理人员组成医疗小组卖力救治。病情云云危急,他还向工作人员索要宋代洪迈的《容斋随笔》。弥留之际,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轮流坐镇病房。一次,当叶剑英站到他的病床前,见他的眼睛突然一亮,动动手臂、翕动嘴唇似乎要对叶剑英说些什么,但说不出来。叶剑英紧握他的手,又急又悲,伫立良久刚刚退回。

毛泽东的卫士兼剃头员周福明回忆说,9月8日他还用铅笔在其为之端着的纸上划了3横,又在床头点了3下,周福明问:“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的新闻?”他颔首。三木即昔时日本首相三木武夫,那时正加入日本大选。病重的他仍然关注着三木的动态(见《读报参考》2008年4月中第61-62页《毛泽东“三大卫士”之周福明》)。

孟锦云回忆说:9月8日晚7时10分,他对她说了最后一句话:“我很难受,叫医生来!”(见《中外文摘》2008年第四期第41页《陪同毛主席渡过最后一刻》)接着昏厥、血压下降,使用药物都难以维持。9日零时4分,他的口鼻抽吸了两下,血压测不到。零时6分,自主呼吸完全消逝。零时10分,这位伟人走完了他特殊的一生!

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回忆说:凭据医疗纪录,前一天——8日,医务人员几回将他从死神手中抢救过来。他精神稍好,还坚持要批阅文件、念书,前后阅读了11次,阅读时间合计为两小时50 分钟(见李敏著《我的爸爸毛泽东》第353-354页,辽宁出版社,2001年)。9月8日一整天,毛泽东的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孔插着鼻饲管,视力又早就欠好,想来文件和书都是由工作人员托着给他看或念给他听的。

而窦应泰在《党史博采》上揭晓的《鲜为人知的毛泽东晚年痼疾》一文中也提到:“9月8日天黑不久,毛泽东感应心脏不适。医生们赶来之后,急遽把一枚氧气管小心地安放在他的鼻口处,几分钟后毛泽东的呼吸恢复正常。但他今后便陷入恒久的昏厥中没有醒来。”9月11日夜,毛泽东的遗体运出中南海,20日破晓转移到769地下室保留。

周恩来不留痛苦形象

依《周恩来年谱》纪录,1967年2月2日,他因历久疲惫不堪突感异常不适,经医生会诊,发现患了冠心病,立即他嘱咐秘书切不可对外说。越日,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他办公室的门上贴上大字报,请求他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敬服身体,注重休息。陈毅、聂荣臻、李先念和叶剑英等也都在该大字报上署名支持。2月4日,他在大字报上写下“老实接受,要看实践”8个字。邓颖超随后提出五点弥补建议。9月24日,他对邓颖超说,我一到早晨8点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发抖。1970年9月5日,他心脏又出现异常,破晓最先吸氧,今后办公时都有医护人员在门外守候,随时准备抢救。

1972年5月3日,周恩来在作通例体检时被确诊患上膀胱癌。毛泽东交接这事必须对外保密,以为:“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以通过中医的方式,用中药来控制病情?”还说:“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也是开刀死了吗?”要求“防止扩散,注重营养和休息”。1973年1月13日,周恩来因膀胱癌恶化,排挤大量血尿。在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主持下,3月10日在玉泉山接受第一次电灼术治疗,术后几天尿色恢复正常。10月,作为癌症病人,他本应接着化疗以牢固效果,可才化疗了两次,中央叫他写出党内10次门路斗争的情形,于是他回到西花厅奋笔疾书,为维护昔时安定团结大局不惜委屈自己。11月21日至12月初,凭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由王洪文主持延续召开扩大集会,指斥周恩来和叶剑英在11月15日上午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谈判中所犯错误,说周恩来“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成了党内第11次门路斗争执行错误门路的头子,他被迫作了违心的检查。

1974年5月31日,周恩来把那时必须亲自接待的一位外宾送走之后,才于6月1日住进解放军305医院。其间履历了7月和11月两次被批判,加剧了病情,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前后共动过大手术6次、小手术8次,平均40天左右动一次手术,除了膀胱癌,结肠癌也乘机发作。

就在这大小手术的间歇期,周恩来除了坚持处置一样平常国务外,还同中央卖力同志谈话161次,同中央有关部门和其他有关方面卖力人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次,在医院里召开集会20次,还加入了贺龙元帅的骨灰安放仪式、李富春的追悼会和四届全国人大一次集会。

周恩来也作了万一下不了手术台的准备,预定手术的当天,叫来身边工作人员同他一起清算文件。1975年7月1日,他同部门身边的工作人员合影后说,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9月5日17时,他在医院里会见以维尔德茨为首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思量到他的体力状态,医生只让攀谈20分钟,效果却谈了1小时20分钟。他先对客人说:“医生不让我多语言,以是你说,我听。”当客人问到他的康健状态时,他回覆:“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接着感伤:“时间过得真快!还只有10年,就在10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去加入乔治乌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一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就连几分钟也走不了了!”他还告诉客人:“现在,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已经周全负起责任来了!”

厥后他尿血,最多时一天达200毫升,无力起床,眼窝和双颊凹陷,瘦得体重只有几十斤,脸色苍白,头发希罕蓬乱,满脸胡茬。工作人员劝他让长年为其剃头的朱殿华师傅来给他理剃头,朱师傅也托人捎话说要在1976年的元旦前为他理一次发,干干净净过个年,但他不赞成,说:“不,不要了,老朱,他,他看到我这个样子,会,会忧伤……”极不愿意给人留下痛苦的形象。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除邓颖超外,任何支属都不得进到医院探望,大侄女周秉德也不破例。

周秉德只好打电话给周恩来。在通话中,他反倒做起了侄女的思想工作,要周秉德正确对待生与死。他说,共产党员应该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有那么一天!活了77,还不够吗。天有不测风云嘛!对家人、亲人也要这样,要想得开呀!他还惦记着周秉德的两个儿子,谆谆告诫,不要把他俩养娇了,只有大草原、广阔天地里的花朵,才长得壮,活得好。

1975年9月,周恩来的病情急剧恶化,癌细胞疯狂扩散,免疫力严重下降。20日下昼,要动第四次大手术,他要求必须拿来1972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出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刊登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讲述的录音纪录稿,躺在手术室的平车上,戴上老花镜,翻看后在首页的题目下侧,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1975年9月20日。”亲自交给邓颖超,才肯被推进手术室。快进手术室了,他又高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10月24日,他又做了第五次手术,今后再没有下床。邓小平指示医疗组要尽一切起劲,“削减痛苦,延伸生命”。

据邓颖超的秘书赵炜回忆,1975年11月,刚动完大手术的周恩来点名让她陪邓颖超到医院。一进病房,周恩来便从被子里伸出手:“赵炜,咱俩握握手吧!”握完后轻声地对她说:“你要照顾好大姐(邓颖超)!”赵炜说:“11月15日下昼,他让我拿来纸笔,写下了‘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虽然我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决不会当投降派’的字条,由邓大姐代他签上名字和日期。”赵炜还说,早在1975年9月20日做第四次大手术之前,周总理就对邓大姐说了这句话。手术前,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张春桥、汪东兴等人都去了,邓大姐就把周总理说的这话转告他们,同时还请汪东兴向毛主席讲述,只是没有落实到文字上,才又在11月15日那天专门写了这条子(见《新华月报·天下》2006年2月上半月第99页李菁:《周总理临终嘱托》)。他曾在病床上轻轻哼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重》,对邓颖超意味深长地说:“一切都请托你了!我肚子里有许多许多的话没给你讲!”邓颖超回覆说:“我也有许多话没给你讲,只好都带走嘛!”他听了默然无言。

1975年12月后,癌细胞转移引起的疼痛愈来愈厉害,使用麻醉药品和镇静剂都无济于事。一天中午,周恩来叫过工作人员张佐良,问道:“我痛得着实受不了,可不可以让我哼哼几声啊?”张佐良一时哽咽:“总理呀,您愿意怎么样都行,您哼哼吧!”

1975年12月20日破晓,周恩来醒过来后以为精神不错。上午测体温38.7℃,于是下昼5时叫来罗青长,与之谈论台湾问题达20多分钟。他的声音微弱、断续,罗青长有的听不清,由高振普俯于他的嘴前,听清后再转达。1976年1月2日,周恩来从昏厥中醒来,用微弱的声音和邓颖超一同吟唱《国际歌》。他提出要见老警卫邬吉成,而邬吉成来了后,一直等到第二天破晓,一直未见要找他的周总理醒来。他为什么在病危之时要见邬吉成,谜底至今未能揭晓。5日破晓,病危的他做了最后一次手术,医院下达病危通知。7日,以输氧、鼻饲延续生命。邓颖超走后,他不定的眼神似乎在寻找什么,问他有什么事,却只摇头;让他休息,也不闭眼;人人料想他一定在找邓颖超。晚11时,处于弥留状态,医生们为他举行治疗。周恩来微睁双眼,凝望了一下,认出其中有吴阶平医生,声音极端微弱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照样,去照顾,其余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

1月8日9时57分,周恩来逝世于解放军305医院,终年78岁。他临终留下遗言:骨灰不保留,撒在祖国的大地和江河。希望所有的支属都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要来北京。工作人员为他剃头、刮胡子、刮脸。根据邓颖超的意见,从医院太平间里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起直到火葬,他都穿过去喜欢穿的衣服。选购了300多元的骨灰盒,通俗得很。决议从飞机上撒放骨灰。1月15日20时左右,治丧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郭玉峰和周总理生前卫士张树迎、高振普一起在缓飞的安-2型农用飞机上,将周恩来的骨灰撒在京、津及山东北部黄河入海口处等地。最后的四把骨灰划分在北京城、密云水库、天津海河入海口以及山东滨州的黄河入海口上空撒放,划分象征他对首都的热爱、对治水的重视、修业和加入革命运动溯源以及对母亲的忖量。

泉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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