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爱情故事与时代的风情

徐志摩的形象在历史上已经定格。一位风流才子,风月无边,毕生游历广泛;不仅新诗、散文写得漂亮,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其情窦硕大,情史灿烂。徐志摩三次恋爱,有过两段婚史,都轰轰烈烈,是万人争窥的名流隐私,即使书写民国社会史,徐志摩的艳史也都难于割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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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才子风流是本色

徐志摩相恋相爱的三位女子都非同寻常,张幼仪是名门闺秀,端庄善良、外秀内慧,与徐志摩分手后在上海经营云裳服装公司,商业上十分成功,不仅抚养老幼,还常常资助徐志摩;林徽因是新女性的代表,才高趣雅、艳惊四座,让徐志摩穷追旷恋,虽然未能结合,心灵、学术交流与默契仍非同泛泛,而徐志摩35岁时因飞机失事遇难,就是为赶赴北平去听林徽因的一场报告。徐志摩在许多场合高谈两性交往的最高境界为“灵魂之伴侣”,大多都是暗喻两人的知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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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春,徐志摩、林徽因陪同泰戈尔游览北京法源寺

陆小曼则属于灵艳型奇女子,交际花的外在魅力首先征服了徐才子,令他不能自持,尽管陆小曼在戏曲、丹青、文章上都属上乘,但迥异的生活状态,使二人在精神上没有真正实现对接,反而徒生了无尽的烦恼。在徐志摩辞世若干年之后,陆小曼才体会到徐志摩的思想魅力,真正感受徐志摩的精神体温,于是奋发编写徐志摩的文集。此时,陆小曼灵与肉的需要是分裂的,精神的寄托牵系在徐志摩的身上,物与欲的满足则归于另一位美男子——翁瑞午。

翁瑞午是晚清帝师翁同和的嫡孙,文辞虽不及徐志摩,但家荫丰实,多才多艺,闲趣高于学识,昆曲、丹青、医药,尤其擅长按摩之术,熟谙男女心曲,善解风情,陆小曼从他身上获得了许多徐志摩无法给予的甜蜜温情。徐志摩在世之时,他们就暗通款曲,徐志摩死后,更是鸳行鸯随,同屋而栖,是陆小曼离不开的生活“情趣”所依。历史抒写的是功名地位的贴附,现实生活中享受的却是世俗的脉脉温情,陆小曼的一生两件都占有了。

相反,徐志摩在陆小曼身上得到的是情色不谐的反弹,别看他情书写得如何的缠绵,只是他迷狂的是单向表达,一份文学追梦;他的精神依恋还系在林徽因身上,他的遇难又何尝不是一次感情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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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手稿,《起造一座墙》,1925年8月

作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徐志摩与陆小曼之恋在当时是骇俗的,也是挨骂的,骂势最甚者应数梁启超,他是徐志摩的老师。他对徐志摩与陆小曼大光其火,言辞丝毫不留情面,在婚礼上仍对学生严加训斥,他大骂学生用情不专,必须痛改前非,此次是他最后一次结缡,从而申明自己的婚恋主张。梁启超早年曾组织“一夫一妻世界会”,支持女权主义,其妻李惠仙长他四岁容貌平平,梁启超又因“乱党贼子”的身份一度四下流亡,与妻子离多聚少,但依然恪守旧缘未生婚变。内心监守自然是主因,但外在条件也实在不允,读书时没有女同学,谋事时没有女同事,老天不给机会,绝非心如枯井,一旦遭遇激情,也难免心旌动摇。

梁启超中年流亡南洋,就曾为当地一小学女教员何蕙珍倾倒,迷得死去活来,恋情顿生,结局当然是一个“空”字。原因有梁启超反思后拒何蕙珍示爱,及何蕙珍坚拒梁启超的求婚两种版本。与众不同的是梁启超将迷恋何蕙珍的过程详细记下告知李夫人,令李夫人心头一震,赶忙为其物色“二室”,虽然梁启超坚持最初的“一夫一妻”理念,没有正式纳妾,却与李夫人的随嫁侍女“王姨”有着“如夫人”的关系,王还为梁家生育了三子二女,梁启超解释这种情形有一段名言:“男人凡有过人之才者,必有过人之欲。”后来梁启超觉得这不符合原初的主张,便补上一句“有过人之才,有过人之欲,而无过人之道德心以自主之,则其才正为其欲之奴隶”。其实,梁启超一念之差,没有拜倒在何蕙珍的石榴裙下,却搂了李夫人的贤惠仕女,还是做了其欲的“半个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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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名言可以体现在近代史上一大串名流才子身上,胡适也莫能例外,1962年胡适去世,蒋介石送去一副挽联,上书“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意在勾勒胡适一生的矛盾,在情爱关系上,胡适的知行也交织着尴尬,在赴美留学前,胡适在上海滩曾度过他人生中短暂的放浪期,喝花酒、狎妓、斗殴,一次烂醉之后猛回头,考取官费留美资格,随后一路正人君子,归国后在南京时曾遭遇过一次“爱情瘟疫”,热恋上表妹曹佩珊,后遇发妻江冬秀剧烈反抗,内心也遇剧烈震荡,有情人未成眷属,胡适与夫人和好,终生未发生变故,恰好符合梁启超的名言。

细细搜寻史料,未必死水无澜,野史版的陆小曼晚年口述,说徐志摩死后,她新寡,风韵万千,却与旧情人翁瑞午同居,“胡大哥”心生醋意,多次劝说她,明示翁瑞午太俗,他愿意全力供养她,感情上也愿意陪伴,她未允,招来胡大哥万分嫉恨。从这段野史看,胡适也并非心如枯井,仍保有才子的“风流”底色,但这一内心“波澜”并非抹黑胡适,相反,正反映出胡适身上的“人间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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