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评价李鸿章的功与罪

一提起李鸿章,有人恨得咬牙切齿,有人则稍有同情之心,而众多史家对其亦褒贬不一,莫衷一是。

梁启超称其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曾国藩夸赞他的 这名学生“才可大用”。美国人说“每当满清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他们惟一必须启用的人就是李鸿章。”但指其为“卖国贼”“窃国大盗”的人也不在少数。捧他的人也好,骂他的人也罢,实际上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而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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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最好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下。屈指一算,李鸿章登上清帝国的外交舞台已是19世纪60年代的事了,那时候洋人已经叩开了中国的大门,不平等条约也已签了不少,更为重要的是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握有重权,拼命维护着即将崩塌的专制统治。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鸿章的登台本身就有些先天不足,因而纵使其有天大本事,也不可能跳出封建专制制度这一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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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也算是个聪颖之士,早年积极创办洋务,拿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的不少个“第一”。仅凭这一点,他的地位就应比那些顽固子弟高出一截

在此后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痛感中国国运积弱,难以在世界列强面前挺直腰板说话,他曾说:“国权随国势为转移,非公法所能钳制。”他深知洋人是“论势不论理”的,谈判桌上的你来我往终归是要依实力为后盾的。难怪他哀叹:“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虚有其表。”他称清王朝为“破屋”,而自嘲己为“裱糊匠”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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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残破情景之下,他鲜明地提出“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倒也能说得过去,《马关条约》签订后,他说希望失败能“使中国从长夜迷梦中觉醒”。回国后,即劝光绪帝“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但中国融入世界的脚步是如此迟缓,封建卫道士们谨守着“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充斥着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变法的失败只能延续外交的悲哀。

割地、赔款、卖国求荣……似已成为李鸿章的“专利”,但千万不要忘了,这些决定的作出决非他之权限所及!慈禧、光绪定下的“曲调”,李鸿章也只有“照谱弹奏”的份儿,记得还在马关签约前,李鸿章就曾当面向光绪表示“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且“语甚坚决”,但清廷素以“宗社为重,边徽为轻”为原则。光绪本无信心,盼“争得一分有一分,如可商议,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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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对李鸿章与日俄的交往多有指责,但其早知日本“永为中国之患”,而“俄为东方患,较法尤甚”。归根结底,“中土不能自强,处处皆我敌国,又何东西之分”。李鸿章辞世前所作一诗耐人寻味,他写道“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李鸿章的悲哀,恰恰在于其处于中西第一次融汇的潮头,自身有摆脱不掉的封建遗臭,又已初具世界意识与革新思想。当整个民族仍处于愚昧落后状态时,便难免为人苛责以求。对于李鸿章这样能够直面世界潮流的人,我们还是给其一些尽可能公正的评价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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