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和格局造成的必然结果才是古代变法者的悲剧

变法成功的关键,不止在于变法者。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需要随社会环境和权力格局变迁调整法令制度,以图国富民强,统治稳定。而成功的变法的确能实现富国强兵,也间接推进历史的进程。然而,无论变法的成功与否,历代变法者都难得善终。如商鞅变法使秦国力富强,最终统一六国,而他本人死于车裂之刑;又如戊戌变法,历时103天以失败告终,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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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变法者难得善终?这要从变法者的出现说起。

首先,变法者的出现离不开野心勃勃的国君和他对于变法的需求。《吕氏春秋》写道“世易时移,变法宜矣”。世道不同了,国家原本的制度失灵了导致内忧,如北宋;制度需要更新以制外患,如战国各诸侯国。这时,国君便有了变法的需求:以变法扭转统治危机,保持国力强盛,政权稳定。

其次,变法者的出现来自于变法者本人的欲望。变法者不但可实现国君的政治目的,还能实现个人抱负。变法者通过主持变法不但能实践自己所学,同时也意味着收获“封爵加官”的认可,有名利双收的诱惑。因此,历朝历代都不乏变法者的出现。

然而,变法改革涉及到的主体却远不止于国君与变法者。这也是为何变法者通常没有好下场的根本原因。

第一、变法改革触动既得利益,激起冲突,而变法者就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众矢之的。假如变法一方没能顶住压力,不仅变法会失败,变法者也不会有好下场。春秋时期,郑国子产改革土地所有权。这一改革使郑贵族丧失了私占的土地,便对子产欲杀之而后快,《左传》中记载贵族便有民歌唱到:子产夺我田地真该死,谁要是杀他也叫上我。戊戌变法中,康有为等变法者建议光绪帝聘请“各国政治专家,共议政治制度”,要求君民合治、满汉平等。这损害了西太后背后整个满洲贵族的统治权和特权利益,很快变法被扼杀,康有为、梁启超被追杀以致流亡海外。

第二、即使能够实行变法,但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冲突已经形成,必须要解决,国君便需要一个替罪羊用来维持权力平衡,这个替罪羊就是变法者。加上变法者手握改革大权又易遭国君猜忌,结局往往是被除掉。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即位,新国君急需维护王权与贵族关系的稳定,而商鞅不但因变法与贵族集团势不两立,还因手握大权而被秦惠文王视为王权的威胁,最终将他五马分尸;同样,宋神宗为平息群臣对变法的反对,平衡朝中权力,前后两次罢免改革意志坚定的王安石,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在没有制度保证的前提下,打破利益格局是变法最大的障碍。

在当下的企业运转中,企业因为自身的需要,有时也需要改变制度,这就要注意在改变的时候,在最大程度上照顾到所有成员的利益,才不至于因为改变带来阻力甚至混乱。

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在进入法制社会的今天,由于有法律的保护,变法者就不会受到牵连,也就避免了悲剧收场的结果。人们也就变得勇于变法,进而让社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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