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大蒙古国如何整合“区块链”成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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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与“大汗”

1271年,忽必烈把新帝国命名为“大元”,大蒙古国换了一个国号“大元大蒙古国”。“大元”取自《易经》“大哉乾元”。“乾元”是指天或宇宙,也就是蒙古人共同崇敬的“腾格里”。

不过需要厘清的一个概念是,大元不是元朝,忽必烈帝国的本质是重新改造过的蒙古世界帝国。蒙古帝国是一个“大可汗的汗国”,以忽必烈的帝国为中心,它的西面是四大汗国。由于分封各地的汗国都有了帝国的规模,因此这种结构可以看作在一个宗主国下的数个帝国集团,其整体构成蒙古世界联邦。

在建立国号“大元”以后,元政权并没有放弃原来的“大蒙古国”的国号。汉文“大元”,蒙古语应该翻译为大元的大蒙古国,正式的官方语言是“大元大蒙古国”,简称还是“大蒙古国”。元代的纪年方式也是汉,蒙两种形式并用。元朝历代皇帝的尊号,也有汉,蒙两种名号。譬如忽必烈的汉文尊号为“宪天述道仁文义武大光孝皇帝”,蒙古语尊号为“薛禅合罕”,意为贤明的大汗,两种名号之间不能互相翻译,因为是出于两个互不相关的统属领域。对汉族臣民,他是皇帝。对蒙古民众,他还是一个大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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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很重要,和中国历史上的其它征服王朝不同,元朝只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为了保卫“大元”在蒙古国的宗主地位,证明自己是唯一的大汗,忽必烈就不能以元朝的皇帝自居,立法施政还必须考虑到“大汗”的角色,否则会引起严重的政治问题。即使蒙古帝国解体后,元朝皇帝仍被尊为宗主。西部的四大汗国只是大元大蒙古国的组成部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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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与“大都”

忽必烈建造两都。体现了他保守蒙古本部和经略汉地的战略构想,又兼容了汉地式都城和草原“行国”的双重文化特征。两都制确定之后,忽必烈就在上都和大都间岁时巡幸。每年春季三四月间,从大都燕京出发,北赴上都避暑,秋季七八月间,再从上都返回大都过冬。上都为夏都,大都为冬都。成功的连接了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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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强大脑”

此时的忽必烈的幕府,网络一大批中州和西域的精英。他们地域种族各异,学术派别林立,各有专长,身藏锦囊。大致可以把他们分为术数家群,理学家群,文学家群,经邦理财家群,宗教僧侣群。

术数家群以邢州人刘秉忠为首,主要的成员有王恂,张文谦,郭守敬等。

理学家群,以窦融,姚枢,许衡,吴澄几位当时的大理学家为主。

文学家群,又称金源文学群,以当时大名鼎鼎的王鹗,徐世隆为主。

经邦理财群,主要以郝经,赵璧。以及回回人阿合马为主。

宗教僧侣群主要是吐蕃萨迦派僧师八思巴等。

“三大区块链”

忽必烈的成就超过了他的祖父成吉思汗,他把不同民族的人民组合成一个有内聚力的单一政治实体,这才是忽必烈留给中华民族的最重要遗产。然而,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个完成大一统的内亚边疆型帝国,多元民族文化势力的政治平衡格局,才是最应当被考虑的最佳统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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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一:作为草原帝国的蒙古联盟强大的军事征服能力。成吉思汗至忽必烈时期,数千年来,丝绸之路第一次被一个强权国家做控制,从中国北部,穿过中亚,南到印度河,西到东欧诸国。经过四场战争,标明了蒙古世界的外部边界:波兰,埃及,日本,爪哇。这些都是根植在强大的蒙古军事扩张征服能力基础之上的,也是蒙古帝国的根本所在,是这个帝国构想的核心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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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二:中华帝国的强大行政和经济能力。对于忽必烈而言,中华帝国是拥有一个作为巨大帝国机构的长远传统与经济累积的。而且这一模式对于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是宗教,又几乎没有极端的偏向。庞大的官僚行政体系,以及用以支撑帝国的地方征税机构,这些硬体层面,对于忽必烈构建崭新的国家架构,无疑是重要的参考。于是,忽必烈将其大大的引进,作为其结果,忽必烈的新帝国确实是一个披上中华外衣的王朝。

对于忽必烈而言,如何令全蒙古发自内心,并且持续的认同自己的地位,还需要一些决定性的因素,那就是财富的力量。蒙古的大汗只有给全蒙古共同体的人,创造一个持续的给他们带来旁人所不能企及的财富即可。而之前的蒙古大汗,都是通过掠夺的手段来满足此要求。但是现在这套方案显然已经行不通,必须要有一个机制可以管理财富,然后创造财富,也就是必须要从统治进展到经营。而中华帝国强大的行政力和经济力正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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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吸纳了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力和产业力的中国本土,采取了自由经济政策,奖励跨地域与文明圈的大型通商。无论是谁,身在何处,都可以做生意。人种或民族都无所谓。只要支付百分之三点三的商税与关税,就可以自由通行。由此获得的巨额财富,最终转换成白银,赏赐给各级蒙古王公贵族,以此来换得他们的效忠和大蒙古国的永续发展。(史书记载《元史·食货志》讲到“岁赐”,即每年正月都会在大都举行朝贺大汗的仪式,在此仪式上大汗会对各级蒙古王公贵族“定例赏赐”)。总额大约是白银五千锭,也就是十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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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三:伊朗系穆斯林商人的物流通商能力。中亚穆斯林商人创造出被称作“斡鲁托克”的共同出资组织。“斡鲁托克”的意思是“伙伴,组合”,相当于现在的公司。上文提到蒙古王公贵族,从大汗那里获得到巨额白银赏赐。蒙古贵族作为白银的资本主,然后把这些白银出借给这些穆斯林商人,由他们来理财,这些穆斯林商人拿到资本,凭借着蒙古帝国巨大的交通网,到世界各地(包括陆上的,海上的)去经营各种商业,包括通商,运输,金融,征税,兵站,军需等。然后将其利润的一部分还给出资的蒙古贵族。

如果说草原世界为骨,中华世界为肉,那么中亚穆斯林世界就是血。借由这样的物流,通商能力形成巨大的多样社会形式,更进一步促进有机化与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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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创业”

至此,忽必烈新的国家建构理想,充分的融合了草原世界的军事力,中华世界的行政和经济力,以及穆斯林世界的物流通商力。一方面,将草原军事力的优势作为支配的根源加以保持;一方面导入中华帝国的行政,以中华世界作为财富的根源来管理;最后,利用穆斯林商业网,创造出国家主导的超大规模通商,物流世界。成功的连接了游牧世界,农耕世界,与海洋世界。

如果说成吉思汗草创国家是第一次创业,那么忽必烈的这次根本转型则属于第二次创业。借着这些看不见的手,步伐静悄悄的,将当时的世界带入了“早期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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