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军土崩瓦解 冯玉祥:不怕子弹怕银弹

西北军在反蒋集团中兵力最强,悍将最多,战斗力自然稳坐头把交椅。但与晋绥军与桂系相比,西北军庞大身躯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矛盾和隐患,因此从中原大战爆发前蒋冯斗法开始,西北军这尊北方战神就像过河的泥菩萨一般,逐渐分崩瓦解。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外力引导,也有内患爆发,但最终根源还要从冯玉祥和西北军自身身上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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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随冯玉祥参加滦州起义时的韩复榘。韩复榘作为冯亲信部下,被蒋介石以重金买走,除了个人因素之外,也反映冯部内部存在极大隐患,导致其最终败下阵来

“从此入山读书”

  1928年2月,国民党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蒋、冯、阎、李四家坐在一起形式上“统一”。两个月后,国民党新军阀联合起来将奉系张作霖打出关外,“二期北伐”至此结束。在四家国民党新军阀中,冯玉祥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兼开封政治分会主席,掌握陕西、甘肃、山东、河南四省地盘,拥兵42万,几乎能与蒋介石平起平坐,阎锡山的晋绥军与李宗仁的桂系兵力相加也只与冯玉祥相当。更何况西北军历来以善战闻名,其作战意志远不是蒋介石所部可比。

  同时,冯玉祥在北洋时代翻云覆雨,几次阵前倒戈,也让蒋介石对这位桀骜不驯的“二路天王”心存戒备。北伐前蒋冯义结金兰,但无论是蒋还是冯,此前对自己的结拜兄弟下手都毫无顾忌。所以蒋在北伐后迅速对盟兄开刀,首先在地盘分配上抬阎抑冯。冯玉祥麾下鹿钟麟、韩复榘冲入河北与平津,西北军原本认为自己理应获得这些富裕地盘,不需要再挤在西北穷苦之地。但蒋却宣称冯玉祥地盘够广而阎锡山根据地狭小;平津外交关系纷乱复杂,冯性情刚直,不善折冲,阎锡山却圆滑世故,更适合治理河北与平津地区。最终阎锡山得京津卫戍司令,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虽得以留驻南苑,但就是进不了北京城。这一下激得冯玉祥发冲冠之怒,将所部撤回山东河南,本人到新乡去生闷气。

  1928年7月6日,蒋介石又在北京主持编遣座谈会,《军事善后案》《军事整理案》更让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白崇禧无法接受,四家谈崩不欢而散。一个月后蒋又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五全大会,借粤籍中委支持,强行通过《军事整理案》。此时冯玉祥已经决定武力反击,他在西北紧急巡阅西北军,在五原誓师两周年时大搞纪念阅兵式。10月,蒋介石以冯玉祥身为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应该到南京任职,这等“调虎离山”之计自然骗不过冯玉祥。但国内舆论却被蒋介石调动,大喊“裁兵建国”,冯玉祥与其他几家军阀不得不到南京听候编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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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锡山、冯玉祥、蒋介石、李宗仁(前排从左至右)在北平香山祭告孙中山,摄于1928年7月。据李宗仁秘书程思远回忆,在祭灵前一天,蒋已通电全国宣告裁兵,制造舆论。祭告大典结束当晚,他就在碧云寺旁召集冯、阎、李开会,拿出了《军事善后案》

  最终编遣会议未能谈拢,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在收拾了桂系后迅速转锋西北军,先在1929年5月5日以吴思豫接收济南,免去了孙良诚的山东省主席,西北军至此被挤出山东。眼看与蒋必有一战,冯玉祥为避免以长蛇阵在山东、河南、陕西和甘肃广大地区上应对蒋阎两头压力,断然在炸毁陇海路各段桥梁和武胜关隧道后撤出山东与河南。西北军人员全部退出南京政府,5月中旬,西北军在华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武力反蒋,16日,孙良诚等人通电推举冯玉祥为护党救国军“北路司令”。

  可惜,冯这一仗败得太过迅速,蒋介石在湖北山东摆下36万余部队,又收买韩复榘、石友三、杨虎城、马鸿逵等人叛冯投蒋。5月23日,冯玉祥被永远开除出国民党,两天后蒋介石发电要求冯玉祥下野出国,交出兵权。5月27日,冯玉祥在无计可施之下通电下野,“从此入山读书”。但蒋介石不依不饶,要求冯在6月22日前表明态度。最终冯玉祥为了保全西北军,在6月21日携夫人女儿离陕赴晋,宣称转道出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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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玉祥部在五原誓师,将五色旗更换为青天白日旗,以示自己脱离北洋军系,加入北伐,摄于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出身于北洋直系曹锟部,北伐开始后他在绥远五原县(今内蒙古五原县)通电宣布所部加入中国国民党,嗣后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第一次被阎老西忽悠

  但冯这一进山西就钻进阎锡山的瓮中,反成了阎锡山对付蒋介石的筹码。6月24日,国民党中央决定“华北党政军全权仍由阎锡山掌管”,阎锡山还被蒋介石任命为西北宣慰使,冯玉祥被软禁于五台县建安村。为了寻找出路,冯玉祥通过秘密渠道指示宋哲元等人绕过阎锡山与蒋介石谈判。7月中旬,西北军参谋长陈琢如作为代表赴南京见蒋介石,表示西北军愿意接受蒋的指挥,只要求接济军饷。蒋介石派出于右任、贺耀组赴西北进行宣慰和点编,还委任鹿钟麟为军政部长,熊斌为陆军署长。

  1929年8月1日,南京召集国民党执监委员和全国各地军方要员,举行了第二次军队编遣会议。规定各方应保留的军队数量一律压缩为7至9个师,但全国编成后的军队总数却由50个师增加至68个师。蒋介石用增加编遣区的办法削弱了地方军阀的兵力,增加了中央军的实力。第二次编遣会议,激化了蒋介石与各派军阀的矛盾。8月6日,阎锡山向南京请求辞去山西省长一职,目的是为了试探南京的态度。8月10日,南京批准阎辞去本兼各职。阎锡山决定联合被自己软禁在建安村的冯玉祥反蒋。

  8月15日,阎锡山亲自到建安村给冯玉祥赔礼道歉,之后两人一同游览五台山,冰释前嫌。10月10日,宋哲元、孙良诚通电反蒋,拥戴阎、冯为国民军总、副司令,冯玉祥在五台县建安村用电台遥控。10月26日,西北军和蒋军在豫西交火,蒋冯战争爆发。但阎锡山却在收了蒋介石的协饷之后按兵不动,西北军陷入蒋介石三倍兵力包围,宋哲元和孙良诚又彼此不和,各行其是,加上军饷困难,西北军被蒋介石打得大败,一路退守潼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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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伐中,冯玉祥在武装装甲列车前,约摄于1928年。北伐结束时,冯玉祥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兼开封政治分会主席,控制陕西、甘肃、山东、河南四省,拥兵42万,成为实力最强的新军阀头目之一

“我们的饷都是发的大洋钱!”

  这一次西北军损兵折将,冯玉祥原本应该看明白,以自身实力,即便加上反复无常的阎锡山,仍然无法对抗蒋介石。如果能够安心整理西北军,也许这支队伍不会那么快垮掉。但1928年爆发的豫陕甘大旱,已经基本宣告西北局面的崩溃。从1927年秋冬二季,甘肃首先遭灾,1928年甘肃全省降水不足往年的三成,春耕有四成土地无法下种。全省78县有65县受灾,灾民超过250万。同年陕西也遭遇旱灾,3月至8月全省无降水,“大树干死,禾苗角萎。赤地千里,一片荒凉”,全省92县中75县遭灾。豫北地区从1928年秋季到1929年8月,也是雨水全无,河南全境“大旱遍于百零八县”。

  旱灾导致西北军控制区域出现严重饥荒,而且此前西北军在当地强种鸦片,进一步恶化了粮食供给情况。“伏羌、通渭、武山等县,竟有宰食亲生儿女者。”仅甘肃全省1929年便死亡200万人。1929年陕西饥民死亡250万,逃往外省者超过40万。西北军至此丧失了赖以生存的物资和人力基础。但蒋冯战争又迫使西北军在当地征收苛捐杂税,1929年汉中12县地丁银增加4倍,但有老百姓计算实际上附带各种捐赋,地丁已经比以往一年的10倍还多。1929年渭南县预征至1932年,凤翔县更预征到1938年。但即便如此陕西关中等地,每县每日要交出1500银圆以上的给养,这还不算军粮马草等。河南当时西北军兵站在新安,要求当地交小麦十余万斤,小米近50万斤,杂粮80余万,谷草更达到近190万斤,柴100余万斤,当地的大车与牲畜也被拉抢一空,商户被勒索1.5万银圆“军费”。

  为了能够保证军粮,西北军提出“粮行商店,全行点封,一粟不许出售”。孙良诚所部在巩县将400多大车原定运往陕州的商粮扣押,灵宝士绅集资从东北购买的救命粮,在洛阳因为无车可运,被西北军作为军粮。1929年5月《申报》披露“运往开封、灵宝、陕州一部分之赈粮2280吨,面粉144880包,饼干250箱,均被冯军充做军饷”。如此疯狂地掠夺,导致西北民穷财尽,1930年4月,冯派总部财政处在豫西各县催款,仅得数百元。张钫在给冯玉祥电报中指出“秦豫荒旱为灾,民不聊生,军食何来?”

  中原大战爆发前,西北军的粮饷几乎已经全部依赖阎锡山供给。石友三所谓“有吃没打,有打没吃”是普遍情况。基层回忆“向当地百姓派饭,无论糠菜,有什么吃什么”。但阎锡山自身补给也很困难,结果出现以民元时期制作的饼干交给西北军的情况。相比之下,蒋军却粮饷充足,所谓西北军不怕子弹怕“银弹”,实际上更多是因为西北军自身粮饷长期拖欠。蒋军当时阵前喊话“你们(西北军)苦死了,快过来吧。我们的饷都是发的大洋钱!”响亮的银圆袋子直接击溃了西北军的斗志。

  作为西北军最早的叛将,韩复榘的代表汪仲武谈反冯原因,提到韩在陕州被饥民围住,数万人请求他放粮救灾,于是韩决定反冯拥护中央,“以缩战祸”。这虽然有漂白自己的嫌疑,但也反映了部分真实原因。韩复榘在1928年11月,作为河南省主席将西北军所发军用洋面以每袋三元二角三分的价格售给灾民,当时河南每袋面粉售价接近10元。此举为韩挣得了民意,但却被冯玉祥痛批。在华阴军事会议上,韩复榘反对撤回西北,要求攻打武汉,并建议孙良诚打浦口南京,冯玉祥再次斥责了他,这才有了日后韩复榘叛冯。韩叛冯后,所部人员拖家带口由潼关赶往太原,“设法东归投韩”,也证明西北军内部有相当多的人员想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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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宣告成功后,蒋介石(前左二)、冯玉祥(右三)、阎锡山、李宗仁(前左三)等人前往北平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祭告典礼,摄于1928年7月6日。就在众人精诚友爱的气氛下,蒋介石已经在策划编遣各方新军阀部队,为后来的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以及中原大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再次被阎老西忽悠

  此时西北军内部的矛盾因为冯玉祥离开而进一步发展。此前韩复榘、石友三叛冯,已经使得“其他将领虽然表面上对冯仍很恭顺,但内心里都有了自己的打算”。此次阎锡山扣留冯玉祥,让西北军对晋系往日的怨恨更增加了一层,普遍认为蒋介石是一时之敌,阎锡山是一生之仇,“敌可以化友,仇则不共戴天”。而且,阎锡山的地盘与冯玉祥所部在北方控制区域犬牙交错,不打败晋绥军,西北军只能龟缩在贫困地区没有发展。所以西北军内部开始酝酿反阎。

  但冯本人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1930年2月27日,阎锡山再次跑到建安村请罪,两人抱头痛哭,再次重归旧好,“同生死,共患难,反蒋到底”。3月8日,被软禁了数月的冯玉祥重回自由,立刻跑到潼关,在西北军高级将领会议上宣布联阎讨蒋,结果冯玉祥所部无论是将领还是幕僚都目瞪口呆,既不敢当面争辩,也不愿立时赞同,抵触情绪开始扩散。孙良诚等人会后大骂冯玉祥与晋绥军合作是“一点觉悟都没有”,宋哲元、刘郁芬借口西北军需要休整。最无奈的是鹿钟麟,联合韩复榘、石友三,结好蒋介石南京政府,三家共同反阎的计划是鹿钟麟的得意之作,他一个新任军政部长位置也没坐热。冯玉祥此时却大摆家长式作风,根本不关心手下的小心思,一意孤行。更重要的是,冯此时心态已经完全被仇恨所蒙蔽,并没有全面估计敌我实力对比,甚至有一种跟蒋一拼到底,不顾西北军存亡的疯狂。

  另一个拒绝缩回陕甘最终与冯玉祥分道扬镳的人,是河南赈务会议主席张钫。张在陕军第2军师长兼陕南镇守使任上便与当时担任16混成旅长的冯玉祥相交。西北军名将孙良诚、孙连仲、吉鸿昌等人都与张钫私交极好。但豫陕甘大旱期间,冯玉祥先是不听张钫建议,放弃山东河南;继而在河南大肆搜刮甚至破坏,张钫愤而发电,骂冯军“旌旗所指,民心惶恐,意若大战在即,大难将临,人心如此,公意如何?”对于冯阎合作,张钫也明确指出“与阎合作,心贻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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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钫,中原大战时任河南赈务会议主席,与西北军上下私交极好,但也因冯玉祥当时倒行逆施的行径,怒而与之分道扬镳

  但冯玉祥对于张钫的谏诤,却十分不满。后孙良诚所部抢夺难民车辆,张钫发电要求冯约束军队,冯玉祥竟认为张钫是有意败坏西北军声誉,密令手枪旅旅长吉星文在郑州将张钫就地正法。幸得鹿钟麟苦谏,张钫才得以逃出郑州,躲到河南省主席万选才的军中。1930年5月24日,中原大战爆发后,张钫逃离河南,原拟假道青岛转天津,但在泰山被马鸿逵发现,一面急报韩复榘和蒋介石,一面将他半请半押送到济南。在济南张钫听说冯玉祥竟然查抄了自己在开封的家宅,从此与冯恩断义绝,反而当了蒋介石瓦解西北军的马前卒。

银弹大师张伯英

  此时,西北军在陇海路摆下的口袋阵已经被蒋介石所部打破,但蒋军也被西北军重创。张钫在陕甘豫有着复杂的人脉,在西北军系统门多故吏,同时也是蒋介石在保定速成学堂的同学。蒋介石得知张钫被扣,便在徐州接见了他,席间将在保定的数面之缘说成“伯英兄(张钫字)同窗友”,直截了当询问如何对付冯阎二部。张钫在指出归德、兰考的重要性后,又提出第一步收买依附西北军的杂牌军;第二步瓦解吉鸿昌、梁冠英所部;第三步重金收买河南土匪切断西北军西退道路的一揽子计策。其中依附西北军的杂牌以及吉鸿昌和梁冠英都是张钫的旧识,豫西土匪也跟张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吉鸿昌与梁冠英被张钫选中,也有较深的历史原因。吉鸿昌原驻宁夏,蒋介石以“第九路军总指挥”引诱,引起西北军老将鹿钟麟、刘郁芬的猜忌。1929年4月吉在潼关自称“开发西北总指挥”,提出“开发西北反对内战”,孙良诚、刘郁芬和鹿钟麟都视吉为“祸水”,将其调往陕西大荔,最后由鹿钟麟在吉鸿昌到潼关开会之机将其收押。冯玉祥重掌西北军后吉鸿昌当面辩解,又被委任由第10军改编的第11师师长。中原大战期间吉鸿昌作战勇猛,但自知不容于鹿钟麟、孙良诚和刘郁芬等老派西北军将领,最终在败局已定情况下叛冯投蒋。

  梁冠英同样认为西北军内部纷乱,1929年10月10日,孙良诚诈降导致宋哲元后撤,西北军因此遭受重创。冯玉祥在1930年3月潼关会议上批评二人,二人却互相推诿,梁冠英会后认为“孙宋不和,韩石转变,冯的这个团体,再遇战事,必将瓦解。可惜这部分官兵将来竟无立足之地”,早已与张钫谈过以后出路问题。

  杂牌则更是早已不愿与冯军同归于尽。在张钫策动下,万选才部宋天才、张治公部王殿阁、赵冠英以及樊钟秀被飞机炸死后接任的李万林都接受了蒋介石的改编。津浦路方向镇守亳州的孙殿英收了张钫50万军费,秘密从亳州撤退。8月,西北军在陇海路的攻势失败后晋绥军主脑阎锡山也认为不能再战,便密令陇海路正面晋绥军秘密向黄河以北撤退,陇海路左翼的石友三带头撤退。这一下西北军后路断绝,加之9月17日杨虎城攻克洛阳附近的龙门,西北军彻底被围死在远离西北腹地的河南绝境。

  此时吉鸿昌认为无法再回西北,便派亲信副官王慈博要求张钫到自己军中来,“一切唯命是从”。张钫携带40万军饷去见吉鸿昌,策动他“宁负私人,不负国家”。最终张钫成功说服吉鸿昌、梁冠英投蒋。西北军突然丧失两支劲旅,变起仓促,加之张钫安排豫西土匪群起攻至,西北军在混乱中退入豫北、晋东南,丧失了作战能力。

  按说到了此时,西北军仍有重回陕甘本据之地的机会。但宋哲元和刘郁芬的矛盾掣肘,再次让西北军无路可逃。刘郁芬原为甘肃省主席,宋哲元担任陕西省主席。但宋哲元开上河南战场后,冯玉祥让刘郁芬暂理陕西。等到宋哲元部且战且退抵达潼关,冯玉祥安排刘宋二人坚守潼关,又命孙连仲驰援。这一安排本是为了保住西北最后地盘。但刘郁芬担心宋哲元重新夺走陕西,于是让自己的旧部孙连仲不要去潼关,而是直接进入西安,甚至私下约定刘郁芬主陕,由孙连仲主甘。对于宋哲元要求请孙连仲换防潼关,自己率部到后方休整的要求,刘郁芬也全部拒绝,只给了缺粮少弹的宋哲元2000银圆和200件棉衣。

  无奈之下,宋哲元放弃潼关退走山西,杨虎城所部夺取潼关。刘郁芬此时根本没有做应变措施,等杨虎城攻到门口只得出逃。至此冯玉祥重掌西北的最后机会也因为部下间的矛盾而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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