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着险棋,遍地狼烟 蒋介石:削藩的时机与困局

一只蝴蝶在亚马孙河流域的热带雨林中扇动翅膀,两周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人类历史上,具有“蝴蝶效应”的小事件不计其数。一个偶然梦醒,一声寝中咳嗽,都会改变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1929年8月24日就是一个被淹没在故纸堆中的历史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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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蒋疑云

  1929年8月23日,蒋介石到上海接回正在养病的宋美龄。此时国民政府已取代北洋政府一年有余,桂系的“叛乱”也已平定,蒋介石身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看似权倾天下,实际上仍危机四伏。值得他欣慰的是,结婚一年多的新婚妻子宋美龄已怀有身孕。

  意外发生在第二天晚上。8月24日午夜,蒋介石与宋美龄皆已就寝,住所楼下忽然传来响动,惊醒了睡梦中的宋美龄,她直觉楼下有盗贼闯入,心中甚为不安,蒋介石随之也转醒,见妻子受到惊吓,立即起身出门巡视,只闻两名卫兵应声,并无异常,乃回屋安睡。实际上正是这个偶然梦醒救了蒋氏夫妇的命,因为宋美龄听见的响动并非盗窃,而是刺客!当然,这名刺客似乎不是老手,他虽然买通卫兵入室准备行刺,但发现蒋已被惊醒后,临时放弃刺杀计划而遁逃。不过这件事还是给这两夫妇带来血灾,第二天宋美龄就因夜里受到惊吓而小产,“其状痛苦不堪”,连续两日。

  刺杀之事还没有结束。三天后的8月27日半夜,刺客又出现了,这次来的不是别人,正是蒋的卫兵陈鹏飞与庞永成,此二人持枪进入卧室,子弹已上膛,手指已按于扳机,正要开枪之际,睡梦中的蒋介石忽然咳嗽翻身,也正是这一声咳嗽,把刺客吓得心惊而逃出卧室。

  8月26日早晨,蒋介石从副官口中得知,昨夜忽然传来枪声,守卫听闻枪声即外出,导致门卫无人,原本刺客打算趁机乘汽车进入蒋介石官邸行刺,但因汽车司机中途心虚逃逸,刺客没能抵达目的地。此时已查出叫汽车的人正是门卫庞永诚,卫兵陈鹏飞亦是同谋,此二人见刺客没有来,打算自己来完成任务,但毕竟没有经验,被蒋介石梦中咳嗽吓得不敢下手。经审讯后得知,指使他们刺杀的人叫吴楚诚,是南京三民公司襄理,刺杀事件到此告一段落。

  这大概是蒋介石经历的刺杀中最为凶险的一次,还导致他与宋美龄失去了孩子。但是,这起刺杀案的相关细节只有蒋介石一人完整地写进日记,不仅在当时外界没有任何披露,也没其他人留下相关资料,乃至后世研究者也鲜有关注到蒋氏夫妇的这次生死劫。再说刺杀案本身,除了蒋氏记录的经过之外,也无任何头绪,显得无头无尾。比如这吴楚诚还有什么具体信息?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他背后的指使者是谁?真正的主谋又是谁?一切都成为历史疑团。而当时错综复杂的大背景更令后人难以推断谁是刺杀主谋:1929年的蒋介石,站在风口浪尖处紧握权柄;1929年的国民政府,山雨欲来风满楼。群雄纷起,暗潮汹涌,怀吞食天地之志者,何止一家?欲置执鼎者于死地者,何止一人?

  局部狼烟此起彼伏,中原大战一触即发。刺杀案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虽然几声咳嗽让蒋介石躲过了死神的召唤,但他还必须继续这场权力的游戏。这位看似大权在握的执鼎者,此时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1929年8月30日,也就是刺杀案发生后的第三天,他的日记中只写下短短十个字:“计划编遣事,甚觉为难也。”

  这或许就是一切的症结与祸根。所谓“编遣”,用个更直白的词表达——“削藩”,这是中国历史上相当常见的词汇,它的出现往往伴随着战争。削藩有急有缓,有成有败,汉初景帝纳晁错《削藩策》而引起七国之乱,前清康熙削藩而诱发三藩之乱,均是以武力平定地方势力,中央政府集权得到巩固和加强。而明初建文帝削藩引发靖难之役,结果不仅皇位不保,自己也落得生死不明。民国十七年(1928)之夏,北洋政权覆灭,国民党一统河山,只是这个政权从新生之日起就暗流涌动,蒋介石欲行削藩之策,历史便要毫无意外地重演,诸侯纷起,血沃中原,就连蒋自己人身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那么,为什么蒋介石要在国民政府刚建立全国统一政权时,就急匆匆地落子这着险棋呢?

  /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蒋介石戎装骑马留影。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政治地位原本远不如胡汉民与汪精卫,但在北伐前后,手握军权的蒋介石迅速崛起,具备与汪精卫分庭抗礼的资本

前哨战:建都之争

  一切还要回溯到北伐战争末期。1928年6月4日,皇姑屯平地惊雷,北洋政权最后一任元首张作霖死于关东军阴谋,张氏之死也实质上标志着民国旧军阀时代的终结。但是,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所能控制的地区只有浙、苏、皖、闽等省,政令不出东南。而几大军事集团在北伐战争期间迅速扩张,与南京中央渐成鼎足而立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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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7月,冯玉祥(左)、蒋介石(中)、阎锡山(右)三人在北平合影。北伐完成后,蒋介石到来北平,除了祭奠孙中山灵柩之外,也带来一套《军事整理案》与冯玉祥、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商议

  冯玉祥身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和开封政治分会主席,据有陕西、甘肃、河南、山东四省,拥有8个方面军、21个军、53个师、5个旅;阎锡山身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与太原政治分会主席,除了根深蒂固的老巢山西,又将势力范围扩张到河北和平津地区,拥有9个军、25个师、8个独立旅;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兼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据有湖南、湖北两省,该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则控扼山海关至天津一线。即使实力稍弱的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也兼任着广东政治分会主席,据有广东、广西两省,拥有5个军、21个师。可以说这些归属于青天白日旗之下的地方实力派都已具备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的资本。

  就在张作霖新死,北伐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时,北方实力派已先给蒋介石来了一个下马威——建都之争。宁汉合流后,南京虽然成为国民政府中央所在地,但首都地位并不牢固。1928年6月,北伐军占领平津,阎锡山被委任为平津卫戍司令后,兴起了一场建都之争。7月,北方派的文人白眉初在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授意下,于《国际周报》上发表《国都问题》一文,从历史、地理、气候、民风等各方面阐述了数条新政府应建都北京的理由,成为主张建都北京的代表之作。白氏料知主张南京建都者反击时必然搬出孙中山遗命,于是先发制人地断言说:“假令总理生至今日,亦当幡然改计,以建都北京为宜也。”此文一出,在北方实力派的鼓噪下,舆论哗然,随即北方文人叶叔衡也发文支持,并要求国民政府效仿明朝朱棣,迁都北京。

  南方蒋介石集团当然不会坐以待毙,马上发动政客和御用文人出马,对北京建都论进行驳斥,为了维护南京的首都地位,国民党大佬、文笔犀利的黄段子哥吴稚晖亲自下场参与论战,不仅抱定了孙中山建都南京的遗愿,还从地理位置、国际社会等各方面来证明“首都建在南京已无问题”。紧接着《申报》的龚德柏在南京政府的授意下,也于《国际周报》上发表《驳白眉初君国都问题》一文,言辞更为激进,不仅批判白氏等人以18世纪前的理论来论现代国都是极大错误,还利用了当时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抓住白氏文中“论列强之侵略”和“使馆保卫界”之纠纷等段落,直指其“为帝国主义作走狗”。这大帽子一扣,自然谁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南北文人笔战才告一段落。

  在文人笔战的同时,各方实力派的态度也很重要,先是国民党地方要员和党部发电支持定都南京,紧接着6月18日,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也致电支持定都南京。随后南京作为国民政府首都才确定下来。这场建都之争表面上看为文人之间的笔战,实质上是国民党几大实力派为各自利益的首次角逐。阎锡山、冯玉祥等人授意北方文人挑起建都之争,是希望以北京为首都,置于他们的势力范围内,便于控制和孤立蒋介石。而对于蒋介石而言,南京关系到江浙财团,又邻近上海便于取得国际支持,固然要捍卫其首都地位。

  在这场论战中,蒋介石占据着控制中央政府的优势,能够发动宣传机器,对北方派形成压倒式的舆论打击,最终取得胜利。南京国民政府将北京改为北平,与天津一起列为特别市。

军阀之国的命脉

  1928年7月3日晨,蒋介石在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和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等高级将领的迎接下,乘专车抵达北平,当日下午即直奔香山碧云寺,参谒孙中山之灵柩。

  孙中山以及其建国思想对于这个新生政权是极重要的象征。中国自清季以来,中央权威开始衰弱,地方督抚陆续取得政治、军事、财政等资源,权力膨胀,辛亥革命后各省基本都从本省军人中选出都督,更是加速地方政权军政一体化,使地方主义抬头,成为民初军阀政治的重要因素。袁世凯时期虽然极力扩大中央集权,取得短暂统一,但又因复辟帝制而崩坏,继而形成袁后中国南北对峙,军阀割据之势。期间虽有少数人致力于一统,但在南北和谈失败后式微,一方面南北军阀陷入愈演愈烈的混战,另一方面联省自治的主张甚嚣尘上。在此乱局中,正是孙中山与跟随他的国民党人不放弃国家统一之希望,建军黄埔,立足广州,积极推动北伐。在孙中山逝世后建立的国民政府,也继承孙中山遗志,以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为纲领发动北伐战争,这也是这场战争与同时期频发的军阀混战本质上的不同之处。

  1928年7月6日上午8时20分,一场庄严的祭典在北京碧云寺开始,主祭人为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襄祭。灵堂庄严肃穆,上方挂放孙中山巨幅遗像,两旁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之联句。这场祭典原本用意是告慰先总理,国民革命军已完成北伐,实现了孙中山的夙愿。然而,打倒北洋军阀意味着告别了那个军阀之国吗?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这次担任主祭和襄祭的蒋、冯、阎、李四人也正是掌握着军队最多的军头,而四人又各有算盘,只要稍有不慎,不仅孙中山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愿难以实现,甚至会酿成更为酷烈的新军阀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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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7月6日,蒋介石(领头者)和冯玉祥(前右三)、阎锡山(前右一)、李宗仁(前右二)等人行至北平城郊的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柩前,祭告北伐完成。不过在北伐战争中,几大集团军迅速扩张膨胀,成为蒋介石在战后需要考虑解决的首要问题

  那么这几大军事集团是怎么来的?早在1926年蒋介石誓师北伐时,国民革命军的8个军本身就是各方势力的一个大拼盘,谭延闿第2军和程潜第6军属湘军系统,朱培德第3军为滇军系统,李济深的第4军和李福林第5军为粤军系统,李宗仁的桂系第7军和唐生智的第8军更是新加入革命阵营的地方实力派,真正掌握在蒋介石手中的只有何应钦的第1军。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阵营分裂,北伐一度中止,当时被迫下野又随即复出的蒋介石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实力不足,因而在发动二次北伐前拉拢了北方的冯玉祥和阎锡山两大实力派,除了自己的嫡系第一路军改组为第一集团军之外,决定将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改组为第二集团军,阎锡山的北方革命军改组为第三集团军,于1928年2月29日下令正式改组。

  除了上述三大集团外,李宗仁手中的桂系第7军在以前虽然属于新合伙人,但在北伐战争中迅速崛起,于蒋介石下野期间与卷土重来的北洋孙传芳部血战于龙潭,挽救南京于危难之中。后又联合程潜西征击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占领武汉,唐旧部于1928年1月2日通电取消第四集团军番号,2月11日桂系征湘成功,28日,国民政府特派李宗仁赴汉准备北伐,李氏赴汉前与蒋介石会面并达成协议,正式被任命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3月7日,国民政府又特任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为国民革命军参谋总长、何应钦为次长。这几股举足轻重的势力组成了国民政府二次北伐的主要军事力量。

  另一方面,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实际控制范围只集中于长江中下游几个省,华北及华中地区都在几大军事集团手中,为了迁就事实,不仅要在军事上给予正名(改组集团军),政治上也要使其名正言顺,这就分设了开封(冯玉祥)、太原(阎锡山)、武汉(李宗仁)、广州(李济深)这几大政治分会。到北伐完成后随即形成了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李济深以及关外尚未易帜的张学良六大诸侯并存的局面,此外还有保持着割据状态的云南龙云、贵州周西成、四川杨森、刘湘等大小军阀。尽管国旗已由五色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满地红,但国依旧是军阀之国。这个问题若不及时处理,蒋介石的地位和新政府的权威也将面临严重挑战。故而1928年7月的北平之行,除了祭奠孙中山之外,蒋还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几大军政大佬商议北伐善后问题,共同签署一个《军事整理案》,准备提交二届五中全会讨论。

  蒋介石抛出《军事整理案》的核心在于裁军,这固然有解决北伐善后问题,避免地方实力派尾大不掉,巩固自己集权的目的,但客观上裁军也是实际情况需要。当时四个集团军加上李济深的第8路军,兵力超过220万人,计有84个军。每月经费超过6400万元、年军费8.7亿元,而当时政府全年只能支付2.1亿元。当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财政经济会议上,就有代表提交《建议政府克期裁兵从事建设案》,建议先削减军费26%,军费压缩则兵额必减。所以蒋介石在北京谒拜完孙中山灵柩后,随即向各大军政首领明言“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希望能“合国防计划与兵工政策为整个之计议,确定兵额,分别裁留。以裁兵者强兵,且以裁兵促全国庶政入手正轨,此实千载一时之良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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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上海,蒋介石与白崇禧合影。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为首的新桂系势力崛起后,投靠孙中山的革命政府。北伐战争中,两广部队作战勇猛,屡立战功,也让桂系势力得以迅速扩张,从两湖直到平津一带

训政:削藩的合法性

  1928年8月8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主席团由蒋介石、于右任、谭延闿、丁惟汾、戴季陶5人组成。会议宣布国民革命军政时代已经结束,按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的三阶段理论,全国进入训政时期。宣言中还明确提出两个要点:第一,北伐成功后的军事善后及整理;第二,规范“行政系统与组织”“党部政府与人民权责”。

  会议最核心的内容可以归结到“军事整理案”和“政治问题案”。先说军事,此案核心首先强调军政命令必须统一,破除旧日一切以地方为依据,以个人为中心之制度习惯;其次是要求全国军队数量必须在最短期间,切实收缩,军费在整个预算上至多不得超过50%;第三,强调裁军为整军理财之第一要务,主张化兵为工,移兵恳拓,裁军计划必须与这个原则相合。根据7月11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朱培德、鹿钟麟、商震等军事将领共同签署的《军事整理案》,规定全国军队编成50个师,统辖于中央;各师下级军官,统一分期调入中央军校学习后再复职。编遣部队之方法,确定编遣委员会设国军编练、宪兵编练、警保设计、兵工设计、屯垦设计五大部。实质上等于收回兵权,压缩地方势力在军事各方面的自主空间。

  与军事削藩相辅相成的是“政治问题案”,该案依据国民政府建国大纲,规定设立司法、立法、行政、考试、监察五院。在会上通过的《政治分会存废案》中,规定各政治分会限于当年底一律取消,不得以分会名义对外发布命令,不得任免特定地域内之人员等。蒋介石欲废除政治分会,实际上就是进行政治削藩,在法理上压缩地方实力派的政治地位。这个政治分会全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政治分会,用李宗仁的话说完全是个“非驴非马”的机构,级别在省之上。北伐期间蒋介石为借助实力派,根据孙中山《建国大纲》中的理论搞出来这个政治分会,权力非常大,成为地方实力派坐拥党政军大权而具备合法性的机构,因而为了破除这种尾大不掉之局,中央必须废除政治分会。

  会议到8月15日闭幕,结果并不顺利,尤其是地方实力派强烈抵制《政治分会存废案》,导致中央不得不让步,修改为政治分会延期至1929年3月15日前取消。至于军事整理案则要另行召开会议商议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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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8月8日至15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颁布训政时期约法,设立五院、取消政治分会等案。图为参会主要人员合影。前排右一何应钦、右二宋子文、右三居正、右四陈果夫、右六李济深、右七朱培德、右八张静江(坐者)、右九丁惟汾、左二吴稚晖、左三于右任、左四柏文蔚。中排右三邵力子、右六谭延闿、右七王法勤、右八戴季陶、右十蔡元培;后排居中为何香凝,右为蒋介石,左为李烈钧

  不过二届五中全会后,蒋介石也开始一步步实现其削藩策略。训政时代的开启也让其能名正言顺地进行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当年10月3日,国民党中央举行第172次常会,通过胡汉民起草的《中华民国训政纲领》,规定在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这一纲领也是鉴于北伐后期军权膨胀,党权被压制,意在提高国民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权力,为其“以党制国”提供法律依据。同时,蒋介石个人权力也通过对党权的提升得到加强。10月8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当日国民党中常会就任命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从政治地位力压阎、冯、李等地方实力派。

  二届五中全会的《整理军事案》和《政治分会存废案》分别为蒋介石的军事削藩和政治削藩做好准备。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易帜,最后一个旧军阀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要正式进行军事削藩。

杯酒释兵权已无可能

  1929年1月1日,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全国军事编遣会议正式召开。编遣委员会组织机构设委员长一人,由陆海空军总司令兼任(蒋介石),下设委员,由各集团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军政部部长、参谋总长、军事参议院院长、训练总监、各集团军前敌总指挥、行政院院长、财政、交通、铁道各部部长及国民党中央委员5到7名组成,会议的焦点为各集团军保存兵额及编遣的基本原则。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和平军事削藩的具体实施。

  此时,除蒋介石之外的各集团军掌权人还没抱团,相反,他们之间矛盾重重,尔虞我诈。编遣会议上也都从自身利益出发,本着利自家、损别家的原则提出方案。几大军阀中,冯玉祥的西北军无论部队编制还是数量都最庞大,于是他提出“三有三无加齐全”的裁留原则: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者编,无革命者遣;有战功者编,无战功者遣;枪械齐全者编,不全者遣。根据这个原则,冯玉祥提议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12个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8个师,其他部队编8个师,归中央直辖。这相当于在不得罪蒋介石的前提下,把第二集团军地位提升,比其他两个集团军多出整整4个师兵力,压倒阎锡山、李宗仁等人。

  阎锡山岂会任由冯玉祥爬到自己头上?立即强烈反对,并提出一个看似更合理的平均原则,也就是说让各集团军裁兵采取平均主义,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10个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8个师,其他部队编6—8个师,余6—8个师归中央管辖。这样一来,蒋介石仍然不受影响,他在拥有10个师的同时还能有6—8个师的中央直辖,而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和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兵额还可以扩张,只有兵力较多的冯玉祥吃大亏。会议很快就形成蒋、阎、李三家吃冯一家之局。冯玉祥因此愤愤不平。

  经过半个多月的博弈,会议于1月17日通过《国军编遣进行程序大纲》,决议全国设置中央编遣区外,其余分为六个编遣区实行编遣,基本按照阎锡山的方案来决议,各集团军均保留11个师,中央可控制两个编遣区。并规定“缩编全国现有之陆军步兵,至多不得超过六十五师,骑兵八旅、炮兵十六团、工兵八团(共计兵额约八十万),空军海军另定”。

  在武人当国的时代,要通过和平手段削藩几乎不可能。编遣会议虽然通过了裁军议案、大纲,但实际执行时却遇到极大阻碍。首先是会上吃了大亏的冯玉祥消极对待,根据冯的将领秦德纯回忆,最开始冯玉祥对于裁军还算热心,先后裁了第8师、第9师。忽然有一天,冯玉祥从军政部回来,对秦德纯说:“咱们裁编的电报以后不要再发了。”秦德纯问其故,冯玉祥直白地解释:“人的十个手指不是一般齐,削长补短,削足就履,总不是办法。”冯玉祥对于裁军的反感乃至抵制,归根结底还是出于军阀视军队如命根的本质,他在裁军会议上吃了大亏,认为蒋介石处事不公,串通几家开黑房坑他一家。

  至于其他几家,也同样各怀心思,谁也不愿意真正削自己的兵权,最后的结果就是阎锡山、冯玉祥、李济深等人先后不辞而别,“所谓编遣乃至无果而散”。蒋介石的杯酒释兵权计划遂告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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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10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举行国庆阅兵,国民党军政要人在阅兵台合影。前排从左到右依次为:蒋介石、谭延闿、胡汉民、林森、戴季陶等。在半年后爆发的中原大战中,胡汉民等人都站在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使得蒋介石在政治上能够以中央政府名义发号施令,力压冯玉祥、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

高举“党权”大旗

  编遣会议后的执行阻力让蒋介石意识到,和平进行军事削藩已无可能,必须做好进行削藩战争的准备。有资料说,蒋介石的削藩策略是出身政学会的杨永泰所献,杨氏根据当时地方势力派合纵局面,向蒋介石提出“削藩策”之步骤:军事解决第四集团军,政治解决第三集团军,经济解决第二集团军,外交解决东北军。

  在几个集团军中,第四集团军兵力相对弱,而且控制范围很广,自两广而起,李宗仁坐镇武汉控制两湖,奉军退出关外后,白崇禧率部讨伐张宗昌,随后驻扎冀东到山海关一带。当时还传言桂系欲袭击阎锡山部,晋系将领商震在给阎锡山电报中直言白崇禧“瓜分河北之心,路人皆知”,双方存在宿怨。而对于蒋介石而言,桂系自两广(李济深、黄绍竑)、两湖(李宗仁)到华北(白崇禧),无疑是对南京政府的三面包围。犯忌、分散、兵力又相对较弱,加上桂系四处拉拢政治势力,连云南派来的人都看出桂系行为叵测,必然成为军事打击的首要目标。但兵不能师出无名,蒋介石还需要搞一个类似“替天行道”“吊民伐罪”的名头,这就涉及国民政府这个新体制有别于北洋政府的另一面——党权。

  自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以来,规定国民政府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正式实行五院制。军阀割据称雄之现状与国民政府所标榜的“以党制国”主张明显不符,这为蒋介石的削藩提供了合法性。国民政府自建立以来长期处于军权与党权的博弈中,就国民党党统而论,蒋介石在党内资历远高于冯、阎、李等人,但又在胡汉民与汪精卫之下,故而要以“党权”为器,还需要找盟友,蒋介石得到了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支持。

  1929年3月15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基本等同于对桂系的讨伐动员会,但当时反对用兵的国民党元老不在少数,而党内德高望重的胡汉民坚定站在蒋介石立场,认为讨桂势在必行,并进一步说:“这一次讨伐桂系,就党的立场说,是以革命势力,消灭反革命势力;就政府的立场说,是以中央讨伐逞兵作乱的叛将。”胡汉民还以大会主席身份,提议开除李宗仁等桂系将领之党籍,为蒋介石出兵提供更为合法的依据。接下来的行动都顺理成章:3月21日,蒋介石囚禁李济深;3月27日,蒋桂战争爆发,过程出奇顺利,仅用两个月时间就平定了桂系。接下来的蒋冯战争乃至中原大战,蒋介石都采用军队与党权并用之法,最终取得胜利。

  从北伐结束到七七事变这段时间内,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武装冲突可谓此起彼伏,但结局又都以蒋获胜告终。蒋介石相比地方实力派始终占据两个优势:其一,他掌握着中央政权,又有江浙财阀支持,经济实力远远超过对手。其二,在国民党的党国体制下,蒋介石始终没有放弃对党权的控制,从政治上瓦解对手。

  这种有别于北洋军阀时期的党国体制,是蒋介石的时机,也是他的困局。中原大战后,他与胡汉民却在党权的争夺上白热化,以至再次兵行险着软禁胡汉民,结果就是引起手握军权的地方实力派反弹,酿成宁粤对峙。此后8年,博弈一直未曾停止,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后的1938年(胡汉民已于1936年去世,汪精卫失势),蒋介石在党内最高领袖之地位终于得以确立。但与桂系等地方实力派在军权上的博弈,则一直持续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贯穿整个蒋记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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