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之乱:都怪晁错?

公元前154年1月17日,西汉发生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的导火索,是汉景帝启用御史大夫晁错的削藩建议,取消各地藩王的财政权、军权。

七国之乱”虽然两个月就被平定,但它却改变了汉朝实行了几十年的国家政策,同时也加强了中国“大一统”的思想理论基础,形成了“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局面。

那么,“七国之乱”是如何爆发的,当时的诸侯王为何要铤而走险与中央对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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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王为: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淄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赵王刘遂。

这还要从汉朝初年确定的国策说起。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选择的是“郡县制+封国制”的混合体制。他之所以这么做,自然有他的考虑:

第一、吸取前朝教训。

中国历代统治者,特别是开国者都会极力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曹魏吸取东汉外戚专权,视宗室诸侯如囚徒的教训;晋朝的司马家族是自己作为权臣上位,然后大封藩王限制权臣;赵匡胤吸取唐朝末年藩镇割据的教训,削弱武官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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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年2月8日,晋王、相国司马炎逼迫魏元帝禅让,即位为帝,史称晋武帝,建立西晋。图为唐代画家阎立本《古帝王图》中的晋武帝画像。

刘邦当皇帝之后,他看到了战国诸侯割据一方的混乱,以及秦朝郡县制下中央集权导致的二世而亡。刘邦遂决定取长补短,采用混合属性的郡国制。

第二、尊崇社会习俗。

刘邦所处的年代,毕竟距离长达800年的周朝不算太远。相较于郡县制,人们更熟悉和习惯于诸侯割据传统。所以哪怕是刘邦看到了郡县制更有前途,但也必须尊重社会习俗,特别是楚、齐、赵人之俗。

第三、实力欠缺。

刘邦当时的确没有足够的实力实行中央集权。楚汉相争时,他为了打败项羽,“统战”了其他诸侯王,如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楚王韩信、梁王彭越等,答应事成之后,继续让他们做藩王。

等到西汉建立,他也根本无法控制这些诸侯王国内部的事儿。所谓“西汉初,封建与郡县并置,天子所治仅有三辅三河”,也就是皇帝只能直接管辖首都长安周围,河东、河南和河内这三个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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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异姓诸王割据图。

不过,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在大一统的时代,皇帝自然要消灭所有对他有威胁的因素。

只不过,刘邦不能着急,只能慢慢进行,未竟的事业,还需要后代子孙帮他完成。

和后来朱元璋诛杀功臣一样,刘邦也对异姓诸侯王痛下杀手,将那些土地交给了同姓诸王,甚至还说了“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祖训。

就这样,郡国制又延续了几十年,一直被延续到了汉文帝和汉景帝的时代。

人们对于文景之治的印象是轻徭薄赋、无为而治,汉文帝甚至一度免除了“农业税”。各个诸侯国也在“郡国制”的庇护下,各自“闷声发大财”。

而下面两个条件的形成,则标志着各个诸侯国已经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第一是诸侯国建立了完备的官吏体系。

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就说,这些藩国,大的能横跨数个州郡,连接几十座城,官僚体系也跟中央一样。比如,封国里面同样有丞相、九卿。除了丞相由中央任命外,其他属官诸侯都可以自己任命。诸侯王出入如同天子,可以不听天子诏书。

第二是诸侯国迅速积累了巨量财富。

就拿七国之乱挑头的吴王刘濞来说,由于他的藩国处在今天江苏一带,那里拥有矿山。吴王就背着中央偷偷开矿,将它们铸造成铜钱,收为己有。他还东边煮海水,制造食盐,收入也归自己。因此,吴国当时的钱比中央朝廷还多。

面对这样的情况,皇帝自然会感到威胁。其实,早在汉景帝的父亲汉文帝时期,就曾考虑过削藩,一来可以增加中央收入抵抗外敌,二来又能削弱诸侯。

当然,帮助他们下决心的,离不开三位重要的儒家大臣,这三个人一直告诫皇帝只有削藩,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可以说,正是这三位代表人物让汉文帝和汉景帝决定削藩,并引发了“七国之乱”,也帮助汉武帝根本上解决了这一顽疾。

第一位是文帝时期,写《过秦论》的贾谊

他曾上《治安策》,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也就是说,汉朝应该颁布法令,让诸侯王的子孙依次分割父辈的封地,“地尽而止”。这和之后的汉武帝颁布的“推恩令”大同小异。文帝采纳了贾谊之策,不久就把齐国分而为六,淮南国分而为三……和他父亲刘邦一样,温水煮青蛙式的逐渐削藩。

但也有直接用沸水煮青蛙的,那就是第二位,汉景帝时期直接引发“七国之乱”的晁错

晁错的《削藩策》建议,汉朝可以借诸侯违反王法,直接将其封国土地归中央所有。于是,楚王刘戊、赵王刘遂,胶西王刘卯等的封国划归了中央,改成了郡县。

晁错还特别指出家里有矿的吴王刘濞有不臣之心,建议早除:“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于是在刘濞以“清君侧”旗号,七国之乱爆发了。

第三位是汉武帝时期的丞相主父偃。

七国之乱经过两个月就被平息。景帝率先以律法规定禁止诸侯王自治,王国的行政权、官吏任免权均收归中央,只保留其衣食租税的权力。

不过主父偃却继续说,这还不够,古代的诸侯,不过才有百里之地,力量弱小。现在的这些诸侯,有千里土地。你要是不看紧他们,他们就容易骄奢淫逸,胡作非为。要是看得太紧,就会生出反叛之心。

于是,在主父偃得建议下,汉武帝决定实行“推恩令”一改昔时只有嫡长子才能继承诸侯国土地的做法,改为庶子在诸侯王死后同样可以分割部分土地。看似给恩,实则削藩。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三分法兰克王国,也与执行的不是嫡长子继承制,而是诸子均分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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嫡长子继承亦或是立贤不立长,还是平均分家产,其中还涉及到女性的继承权问题。可以说继承制度存在大学问,涉及一国一地区的政治稳定。

从引发七国之乱的制度背景“郡国制”,到导火索《削藩策》,再到最后的解决办法——《推恩令》,我们可以看到:汉初的这场“分封”和“郡县”之争在之后的历史中仍在循环延续。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也始终困扰着历朝历代。不论是西晋的“八王之乱”,还是清朝的“三藩之乱”,其实都与此有关。也从此开始,大一统思想根深中国。这与欧洲中世纪封建邦国林立截然不同,也导致当代的制度选择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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