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铁木真到成吉思汗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他是如何统一蒙古诸部,建立草原帝国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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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

(一)

有星的天,有草皮的地

旋转着,翻转着

众百姓反了,全部百姓反了

不进自己的卧内,不卧自己被儿里

互相抢掠财物,互相攻打

这首诗歌真实地说明了12世纪末蒙古高原上社会混乱的情况。这种混乱情况是当日各部落间的复仇和掠夺战争造成的。12世纪波斯的历史家也说:“在成吉思汗出现以前,他们没有首领或君长。每一个或两个部落分散地居住着,他们不互相联合,他们之间进行着不断的战争和敌对行动。其中有的人把抢掠和暴行、不道德和放荡视为英勇和美德的行为。金朝皇帝经常强索或掠取他们的财富。”蒙古广大人民处在这种无休止的战争中,遭受了很大的灾难和死亡。

当时蒙古高原上的部落很多,大体说来,以成吉思汗为首,以克鲁伦、鄂嫩、土拉三河发源处为根据地的蒙古诸部落是一个集团。它的东方呼伦、贝尔两湖及额尔古纳河一带十几个部落是一个集团,其中以塔塔儿为最大。此外,土拉河流域有克烈集团,色楞格河下游有蔑儿乞集团,这两个集团的西方是阿尔泰山地区的乃蛮国。这几个集团进行的长期复仇战和掠夺战,使蒙古陷于分裂和混乱。最后成吉思汗把他们都打败了,把蒙古统一了,人民才得到了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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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成吉思汗独能完成蒙古统一的历史使命,其他部落的首领都失败了呢?这就不能孤立地只从蒙古的内在因素寻求答案,而必须进一步看看它南方的强大邻人——金国在蒙古统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了。

在女真统治者的心目中,最大的敌人,除南宋外,便是北边的蒙古族了。辽代在今乌兰巴托东西大道上建立了许多边防城。现在根河——满洲里一线的界壕遗址若为金初泰州婆卢火所浚的话,金初边境亦和辽代差不多。在这样情况下,蒙古族几乎完全处在他们的掌握之中。金世宗以后,国力渐衰,边界后撤到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莫力达瓦旗——河套西曲一线的新边墙。距金国最近的塔塔儿集团,逐渐强大,成了金国背后的威胁。成吉思汗建国前,金国于1195、1196、1198三年连续出兵栲栳泺、斡里札河、移米河等地,进行剿袭,借以减轻北方的压力。其中1196年斡里札河一役,成吉思汗为了报复血仇,曾协助金国丞相完颜襄攻击塔塔儿。金国前后几次进兵,直接削弱了东部集团的势力,间接地帮助了成吉思汗完成蒙古统一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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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战

塔塔儿集团对于成吉思汗协助金国打败同族人,当然十分痛恨。从1200年起,东方集团十一个部落便联合起来袭击他。1201年更在根河结成联盟,推札木合为首领,对他举兵进行报复。可是一方面由于这些部落连年遭受打击,内部不能团结,一方面也由于成吉思汗接受了金朝的官职和支援,在蒙古族中增加了威望和力量,战争一接触,东方集团便溃败了。

1202年成吉思汗灭掉了塔塔儿,从此蒙古水草丰美的呼伦贝尔著名牧场,落入成吉思汗手中了。成吉思汗控制了两个集团的富饶草原,真是如虎生翼,新占领的呼伦贝尔草原给成吉思汗提供了大量的战马和牛羊,物质力量成倍的增加了,多年来蒙古高原上各集团间势力均衡的局势维持不住了。于是一向局促在三河发源地的铁木真,竟能于1203年灭克烈,1204年灭乃蛮,1206年自豪地宣告“七载之中成大业”而称成吉思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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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诸部统一后的中国形势

12世纪末居住在蒙古高原上的部落,依《元朝秘史》及波斯拉施特《史集》所著录的统计,差不多近一百个。这些部落不仅强弱大小不一,就是语言、宗教、民族、文化水平也不完全相同。统一之后,统统在蒙古这个共同名称下结成一个强大的共同体。从前各个部落各有自己的名称和首领,有时为了战争的需要也成立部落联盟,推举一个共同首领,不过战争一结束,联盟就解散了。有时一个部落首领死了,所辖的牧民逃散,这个部落便若存若亡。自从成吉思汗统一各部落后,有不少非蒙古族的人民也被吸收进去。于是蒙古顿时成为一个势力强大、人民众多的共同体的名称。我们当然不能说有了成吉思汗才有了蒙古族,但成吉思汗的统一事业对蒙古族的形成是一个很大贡献,却是不能否认的。至少我们也应该说,伟大的蒙古族在世界历史舞台上起重要作用,是从成吉思汗开始的。

对于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贵族讲,掠夺所得比劳动所得还要光荣。因此蒙古统一之后,社会秩序虽然安定了,可是他们并不从事畜牧业的发展,却驱迫蒙古牧民远离蒙古高原,深入邻国进行大规模的掠夺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死的牧民当然回不到本土,活着的也多半戍守在初征服的土地,从事镇压和监视。因而蒙古本土的劳动力严重缺乏,生产就迅速下降。读《元史本纪》蒙古各部连年饥馑的记载可以推知,在贵族阶级穷奢极欲的同时,牧民已陷于饥寒交迫的地步。

(二)

北中国自安史乱后,就陷于割据状态。自契丹族占据燕云十六州,白沟河便成了契丹、北宋两国不可逾越的深渊。12世纪初女真南下,更把中国从淮河中流拦腰切断分成两个天下。此外,西夏据河西,西辽也建国于新疆及其以西的地区。成吉思汗兴起时,中国正处在这样四分五裂的衰落局面。西夏、金国和西辽东部所割据的地方,都是唐代的州县,所统辖的人民,除西辽外,绝大多数是汉人。这时不仅淮河以南的南宋过着萎靡不振、偷生苟活、“甘弱而幸安”的生活,就是进入中原的女真、党项劲旅,也早已变成游手好闲的腐朽地主了。这些国家在战争时期所驱迫的兵士,多数是汉族农民,少数是北方各族的牧民或农民,差不多等于驱迫汉族农民自相残杀。和平时期各国各有疆界和禁令,经济文化不能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居统治地位的地主知识分子更竭力鼓吹忠于本国君主的封建思想,以愚弄本国人民,加深各国间的敌对和隔阂。这就严重地阻止了各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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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的时间地图

成吉思汗摧毁了或开始摧毁这几个处在衰朽阶段的王朝,扫除了各族间的疆界,消灭了分割汉族的墙壁,使汉唐以来我们多民族的大国又恢复了原状。因而各族人民的精神状态顿时改观。以前各国所关心的如何防御,如何隔绝的问题不存在了。如何称伯称侄,用大量岁币购买一年苟延残喘的和平的问题不存在了。西夏亡后,元代历史家说:“天下会于一,驿道往来,视为东西州矣。”这种论调不正可以代表当时人对中国恢复统一,结束分裂的心情么?

在我国历史上北族有许多杰出的首领:匈奴的冒顿,突厥的土门,室点密兄弟,回纥的怀仁可汗,都是一世之雄。可是何以他们都不能进入中原,成吉思汗及其后人独能成功呢?看来不是成吉思汗比冒顿等人特别有才干或武力特别强大,而是当时北中国特别衰朽,和以上诸人所面对的汉唐时代,形势大不相同。

当时西夏最小,它“抗衡辽金宋三国,偭乡无常,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可是成吉思汗对这样一个小国,一生却攻打了四次,临死还没得亲见其灭亡。可见他的武力不是什么无敌的。

金哀宗说,“北兵所以常取金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金哀宗完全用唯武器论的眼光看蒙古的胜利和金国的败亡,当然是不正确的。蒙古受地理条件的限制,除了为畜牧狩猎服务的简陋手工业外,当时其他技术工人,不仅极端缺乏,甚至根本没有。成吉思汗为了军事的需要,竭力输入当日世界上各种最先进的军事经验和技术。他从中原搜罗了大批手工业技术人员——造弓的、造甲的、造鸣镝的、造攻战之具的、造火炮的、以及造金汁炮的等等,直接地改进了他们的武器,间接地也提高了他们手工业的技巧。他又从中原输入造桥技术,符牌与驿站制度,来改善他们的交通条件,重用中原医生来改善蒙古的医疗和卫生,更迁移大量农民到漠北,来发展蒙古的农业。成吉思汗的主观意图虽然是用这些农民、技术人员和手工业工人来加强武力进行掠夺战争,但同时也改进了蒙古的物质生活条件,发展了生产力,对蒙古人民是起积极作用的。不过这一点积极作用是建立在广大中原人民的痛苦和死亡上的。成吉思汗向漠北迁移的农民和工人,不仅沿途缺乏食物,大批死亡,就是到了漠北,由于地理条件突变,寒冷不支,以后也有大批再迁回中原的,利害得失衡量起来,代价显然是太大了。

成吉思汗把东起太平洋、西到里海间的疆界都扫除了。就当时的世界讲,中国是经济文化最发展的地区之一。就中国讲,中原的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又最高。大批外族进入中国、大批少数民族移居内地后,他们在经济上文化上都得到了发挥才能的机会,特别是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在散文、诗歌、书法、绘画上,在医药和农业科学上,都贡献出卓越的成就。

成吉思汗所建立的王朝,就中国的全部历史看,社会经济究竟是发展了呢?还是衰退了呢?

从成吉思汗到元顺帝,总的看来,这个王朝可分两个阶段,忽必烈以前,政权是统一的,政治中心在和林,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汉族地区,只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蒙古贵族仅遣人搜刮、需索,却没把全部力量投到这里。忽必烈以后,西北藩属独立,政权分裂,他仅仅占有东方,差不多只做了中国的皇帝。到了这时,政权的经济基础几乎全部建立在汉族地区,要想进行长期统治和剥削,必须加强汉地的统治力量,在这方面,蒙古统治集团采取的办法很多,我们在这里只谈他们的屯田和马政。

蒙古统治者在经济落后的边疆地区实行屯田政策是十分成功的。这种屯田政策,成吉思汗已经开始实行了。他迁移大批汉族农民到漠北,委任镇海管理,进行垦殖。以后他的子孙继续执行这种政策。《元史·兵志》屯田条说:“陂、洪泽、甘、肃、瓜、沙因昔人之制,其地利益不减不旧;和林、陕西、四川等地,则因地之宜而肇为之。”从蒙古的鄂尔浑河流域到西南的云南诸省,开辟了汉唐两代所未曾开辟过的土地。

蒙古统治者为了养马,把牧地也扩大了。东越耽罗(今朝鲜济州岛),北逾火里秃马(今贝加尔湖东),西至甘肃,南至云南等地,都有他们的牧马场所。

蒙古皇帝加强屯田和马政的目的,在于镇压国内各族人民、解决粮饷和交通工具的问题,但耕地面积和牧地范围扩大了,农产品和牲畜的数量增加了,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这不正是所谓“祸兮福所倚”么?

元代地方官的升降往往由其对农业增产有无成绩来决定。这当然只是具文。但就偶然遗留下的生产数字来看,至少在一定时期内,生产力确实年年有所增加的。依《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五年耕旷地3570顷,二十八年1983顷;至元二十三年植桑枣杂果诸树23904672,二十八年2252770株;依《元史·地理志》的记载,至元二十七年全国人口达到58834711人,超过历史家歌颂的“开元全盛日”一千多万人(《旧唐书·地理志》:开元二十八年全国人口48443609人)。若说元代由于蒙古人做皇帝,社会经济趋于萎缩,显然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三)

蒙古草原上自古就有中亚商人贩卖东西双方的商品。1214年成吉思汗在北京近郊接受金国求和的时候,中亚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遣派赛夷·宝合丁·剌昔到北京见成吉思汗,借以侦察蒙古的虚实。当时成吉思汗即要求蒙古和花剌子模双方经常派遣使臣、商人、商队往来,交换两国精良商品,维持永久的和好。成吉思汗对待花剌子模商队也是友好的。可是贪婪的花剌子模边将由于垂涎蒙古商队的珍贵商品,竟干起杀人越货的勾当来。及成吉思汗再派使节去质问,又遭到使臣被杀使团成员被割去胡须的侮辱。摩诃末统一中亚和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以后,双方贵族继续向外掠夺邻人的财富,那是必然的。可是在西夏和金国灭亡之前,若不是花剌子模对蒙古实行进攻,成吉思汗是否便挥戈西向,实在很难说。花剌子模的欺侮,对素重复仇而又处在无往不胜时期的蒙古贵族,是不能忍受的,所以成吉思汗决心进行的复仇战争,就会鼓舞起来他们的敌忾心。

成吉思汗西征时,花剌子模的算端也才刚刚并吞了波斯和河中(锡尔河与阿姆河间地)。在这些新征服的领域中,政权还很不稳定,统治力量也很薄弱。就军队讲,军人是康里人,不仅军权掌握在康里军官手中,地方政治也由他们操纵。宗教呢?派别很多,算端属阿里派,与伊斯兰教名义上的首领哈里发,处于对立地位。特别是花剌子模的人民对康里军队的暴横,厌苦莫名。这就是花剌子模当日国内的情况。在统治集团中,算端与康里将领、地方首领、报达的哈里发、他的母族之间,各有各的打算。战争由可耻的边将杀人越货引起,士气也不容易鼓舞。因而便提不出一个作战部署的整体计划,也组织不成全国一致的抗战力量,只有步步退却,着着溃败,进行一城一地的守御战了。

成吉思汗西征的对象,除花剌子模外,还有一个里海北部的钦察。成吉思汗何故遣速不台、者别二将越过高加索山,进击钦察,绕道里海以北,返回蒙古呢?这仍是为了复仇和掠夺。

从蒙古的土拉河到里海北的伏尔加河,这个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都是突厥族人,虽有部族间的分界,却无语言上的隔阂。这个草原的最西端,住的是突厥族的钦察部人。成吉思汗的世仇蔑儿乞部破灭后,首领逃入乃蛮,及乃蛮败亡,又逃入钦察。成吉思汗遣速不台等进击伏尔加河和乌拉河之间玉理伯里山的钦察部,就是因为它藏匿了他的“负箭之糜”。

钦察各部落或逃或战,意见很不一致,他们向邻人斡罗思人请求援助,斡罗思各封建主又各顾自己的利益,行动也不能统一,所以他们的联军,遇到成吉思汗的这一支偏师就被击败了。看来这次战争,是乘机复仇,是偶然的,若说成吉思汗在蒙古大本营早就制定了进军克里米亚半岛的作战计划,似乎是不大可能的。

历史家说成吉思汗一生曾“灭国四十”,他所灭的西域各国,当然也在这个数目之内。这些国家的奴隶主或封建主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和剥削,把自己的国家看成禁区,封闭本国人民的耳目,和外国隔绝起来。他们只希望所辖的人民浑浑噩噩,愚昧忠顺,千秋万代供他们一家一姓任情压迫和剥削。如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出现了,他的战马冲破了大大小小“四十”个国家封禁人民的铜墙铁壁,使他们的人民看见了更大的世界可以活动,看见了更高的文化可以学习,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成吉思汗难道是该否定的么?灭国四十是不会没有流血和破坏的,可是我们拥护各国大小奴隶主、封建主的封锁禁闭呢?还是赞成成吉思汗打破封闭,给各族人民在经济文化上创造互相交流互相学习的条件呢?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是封闭呢?还是冲破封闭呢?当然不会是前者。

当然,成吉思汗在西域的破坏,究竟是巨大的。以畜牧业为生的蒙古人,对于农业和城市的摧毁毫不吝惜。花剌子模首府王龙杰变成泽国,马鲁绿洲成了荒芜之区,都是成吉思汗灌城决堤的结果。血族复仇在当日蒙古人生活中还占重要位置,成吉思汗的一个孙子战死在范延城下,这个城堡在成吉思汗的愤怒之中,也全部毁灭了。

成吉思汗从动身西征起,便采用中原的交通制度,在通往西域的大道上,开辟“驿路”,设置“驿骑”、“铺牛”和“邮人”,把中原旧有驿站系统延伸到西域。这一艰巨事业一直到他的子孙时代还继续进行改善和发展。西征时带去大批汉族技术人员,沿途辟山开路,修筑桥梁,改善东西交通条件,为了维持道路上的安全,他还特别在交通大道上设置护路卫士,颁布保护来往商人安全的扎撒(法令)。《突厥世系》著者花剌子模的阿不勒·噶齐(1605-1664)说:“在伊朗和突兰(今中亚)之间的一切地方享有这样一种安宁,头顶金盘,自东徂西,不会遭受任何人的侵犯”。这样东西畅通无阻的时代,古代史上曾出现过几次?

成吉思汗把东西交通大道上的此疆彼界扫除了,把阻碍经济文化交流的堡垒削平了,于是东西方的交往开始频繁,距离开始缩短了。中国的创造发明如火药、纸币、驿站制度等输出到西方,西方的药物、织造品、天文历法等也输入了中国。泉州和波斯的忽里谟子之间有大量的商船定期往返,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真腊、暹、爪哇、印度等等)的使节和商人,在一定时期内几乎相望于道。由于海上交通频繁,艄公航海经验的积累,元代中国航海家除了凭针路定向行船外,潮讯、风信、气象的规律也能初步掌握了。明初郑和西使,正可看作元代海外交通事业的继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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