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自信:胸怀天下的战略格局如何形成?

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历史中,大唐帝国是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其实,论文治武功,前有秦皇汉武,后有成吉思汗,不比唐帝国差;论经济繁荣,宋朝才是最富有的朝代。唐帝国之独特,在于它骨子里所体现出来的高度自信和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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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疆域图

这份自信和包容的背后,是一个伟大格局。尽管无数封建帝王都曾有过居于世界中心的政治抱负,但在这一点上做到极致的,恐怕只有唐朝。

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

军事征伐

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国号唐。

此时的大唐帝国刚刚起步,内部尚未统一,外部北方的突厥是当时亚洲最强大的势力。李渊在太原起兵之时,为求后方稳固,还曾向突厥称臣。之后,面对突厥的频繁袭扰,大唐的主要策略是花钱买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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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突厥崛起

626年,东突厥颉利可汗趁着大唐内部发生玄武门之变,率兵抵达离长安仅数公里的渭水北岸。此事虽最终依旧靠唐政府奉上大量府库金帛得以和平解决,但对新任王朝领导人李世民来说,不啻为奇耻大辱。他深知,单靠纳贿求和,边境地区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和平,只有富国强兵,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从这年9月起,唐太宗带领侍卫在显德殿前的庭院中练习箭术。面对一些官员对手持武器的军士的担心,李世民不以为意,说道:“兵士唯习弓马,庶使汝斗战,亦望汝前无横敌。”

皇帝决心这么大,将士们自然分外用力。恰在此时,突厥内部矛盾激化,给了唐军分头击之的机会。630年初,太宗以李靖为帅,进击颉利可汗。

仅用了约两个月的时间,就灭了东突厥汗国,生擒颉利可汗。此时已是太上皇的李渊,叹道:“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太宗皇帝也很得意,对大臣们说:“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

眼见北方曾经最强悍的汗国短时间内在唐军的攻击下灰飞烟灭,西北各族一致臣服,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之后,从太宗到高宗再到玄宗,唐帝国的疆土随着唐军的征伐不断拓展,其疆域西过葱岭,到达今天的阿富汗一带,东到大海,北方包括整个草原,往南一直到今天的越南,是名副其实的东方最大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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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画像

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烽烟四起的年代,一个军事上孱弱的国家,撑不起它在战略上的野心。唐之前的汉朝如此,之后的宋、元、明、清亦如此。

但是唐之独特,在于军事征伐之后。

疆域无界

东突厥被灭后,太宗曾召集群臣开会,讨论如何安置投降之人以及巩固唐在漠北地区的统治等问题。会上,出现3种意见:其一,令降众迁徙中原,分散居住,像汉族百姓一样从事农耕;其二,将其遣返漠北,居其旧土,分立酋长,领其部落;其三,将降众安置在黄河以南,使其“任情居住”,“不相统属”,此举既可使突厥“怀我德惠,终无叛逆”,又使其“力散势分,安能为害”。

皇帝最终选择了第三种。当时,凡是西域归顺朝廷而在原居住地不离开故土的诸部落,唐均设置羁縻州。《新唐书》对此描写的是: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

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对于这些地区,其内部仍然维持原有生产和生活方式,户籍不必呈报朝廷户部。

比如,唐朝在帕米尔以西地区共有16国,唐以其国都城为都督府所在地,其下设置州县、军府,共88州、110县、126军府,以各国国王为都督府都督,统治本国土地与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义务主要是贡赋和军事征召两项。反过来说,当这些国家遭遇外敌入侵时,唐朝就要履行宗主国义务,出兵援救这些政权。这些羁縻州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丝绸之路的安全和畅通。当时大食曾向东进攻中亚地区,自认处于唐朝保护之下的安西诸国主动向唐请求帮助,如乌萇国王、骨咄国王、俱立国王等,在安西以西,与大食为邻,“大食煽诱为虐,俱不从,潜布款于朝廷”,唐廷“深嘉之”,皆赐彩二百缎。直到开元末年,唐廷已经在走下坡路,包括康国在内的几个国家还与唐联系,或求册封,或请改国名,或表忠心,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唐羁縻政策的成功。

唐之所以实行此策,在于他们认识到,游牧民的流动性和朝廷有限的资源,使唐无法永远维持对边疆地区的直接控制,与其划疆定界,不如对边疆地区实行松散管理,给他们生衍繁息的空间,只在战略要地修城筑墙,即可维持唐与四邻的和睦关系。

在羁縻州之上,唐在西域地区设置了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负责管理天山南北、热海以西以及中亚地区。两大都护府代表朝廷在西域行使职权,各都督府、州、军皆受其管辖。曾经大火的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的主人公张小敬,在西域当了十年兵。他所在第八团驻守的烽燧堡,应该就是某个战略要地。他们在遭遇外敌时边抵抗、边向朝廷报信,为朝廷整军备战争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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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的烽燧堡

对唐而言,羁縻政策为唐在应对外来侵略时提供了战略缓冲地带,保证了边疆的安稳。对这些羁縻州来说,它们不必在政治上完全效忠唐朝,也不必改变自身的风俗习惯,能够接触到唐发达的物质文明和先进文化,还几乎不用承担风险,也是何乐而不为的事。唐太宗曾就这一政策得意地说:“朕于戎、狄所以能取古人所不能取,臣古人所不能臣者,皆顺众人之所欲故也。”

所以,唐帝国的疆域虽然广袤,但却缺少明显的边界:在西方、北方没有长城,也没有边塞。在这片开放的领土上,任何族群愿意归属,其领导人都可以取得中国政府的官职,被列入大唐天下之内。曾有人这样分析唐帝国在东亚所构建的体系:

1、唐朝本土;

2、羁縻州地区;

3、更具自治性的民族地区,如突厥、回鹘、吐蕃等;

4、具有一定依附性的国家,如新罗等;

5、仅有朝贡之名的主权国家,如大食、日本等。

学者许倬云在评论汉唐秩序时说得更为形象,汉代重视的是从上到下的坚实结构,而唐代的机制则大开大合、来者不拒,向四方延伸……汉代是厚实的,唐代是宏大的,各有其特色。

值得一提的是,唐帝国的这种开放和包容性,不仅仅体现在边疆政策上,更是体现在整个帝国体系的方方面面。

体系开放

唐朝的开放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

政治上,据《新唐书》记载,当时与大唐交往的国家有72个,就中国古代王朝的对外交往程度上来说,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些国家中,包括东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也就是唐人口中的“大食”。在长安的外国使节或地方政权的朝贡使者被允许得到汉文典籍,前往国子监观摩儒学讲授,在市场购物,参加国宴、新年聚会、皇帝诞辰庆典等盛大的宫廷活动。其他外国人经唐廷批准后,也有机会体验唐朝博大丰富的文化、物质生活。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僧侣、留学生可以在中国长期停留,学习各种知识,融入中国的生活。唐政府为其提供饮食起居,并发放奖学金。

不仅如此,无论是汉人、日本人、新罗人,还是西域人、突厥人、波斯人,只要有真才实学,还可以参加科举考试,通过的即被唐帝国授以官职,为朝廷效力,比如波斯王子泥涅斯官拜左吾卫将军,突厥人哥舒翰官至太子太保、御史大夫,日本人阿倍仲麻吕官至秘书监、卫尉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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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倍仲麻吕画像

与政治开放相应的,是经济上的开放。唐朝最多时与世界40余国保持贸易往来。当时的贸易通道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盛于汉代、唐时再次繁荣的古丝绸之路,经西域通往中亚;另一条是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东边与日本之间人员、商货往来不绝,南向沿着马来半岛和南海岛屿,经印度洋,与大食相连,甚至远及非洲沿岸。阿拉伯方向来的商船,运来珍宝、香料,从中国带回的则是瓷器与丝绸。广州、泉州、扬州等城市,都是当时外商的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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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世纪的阿拉伯帝国

当时的广州,专门划出一块地供外国人居住,还享有一定的治外法权。按照唐代定时开市的制度,每当鼓声敲响时,各种肤色的外国人以及来自唐朝境内各地的汉人都来到大市场,他们或在店内密谋策划,或在商船上讨价还价,进行紧张的贸易活动;每当日落时分的鼓声敲响,他们又各自散去,返回自己的居住区。后来随着唐帝国管控力度减弱,夜市兴起,他们偶尔也到夜市去,用异国腔调大声讨价还价。

开放体系的背后,是大唐对外部世界的精准认知。唐廷负责外交事务的主要机构是鸿胪寺。外国使节到达长安后,由鸿胪卿向其勘问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等情况。德宗贞元年间,贾耽任鸿胪卿兼宰相职务,他凭借自己多年积累的知识写成《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此书共40卷,详细记录了邻国的位置、前往该国的道路、与唐的距离等,成为唐朝官员尤其是外交官员的标准参考书。与此书几乎同时完成的还有一幅名为《海内华夷图》的地图,宽三丈、长三丈二尺,两地之间的距离用比例尺标示。一次,德宗皇帝在接见外国来使时展示出这份地图。使者们经过仔细查看,确认图中关于自己国家的信息准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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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耽所做《海内华夷图》

开放,不仅展现了大唐的强盛与气度,客观上也促进了汉、胡融合。

“华夷”一家

华夷之分起于先秦,即以中原王朝为天下中心,周边为非华夏族群,按地理方位依次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周边国家向中央王朝朝贡,由此形成基于政治和地理空间上不同的“华夷秩序”。

之后,经过儒家的“夷夏之辨”,中原王朝相对周边四夷的优越感在人们的脑海中得以固化、强化。唐朝的名臣魏徵就认为戎狄人面兽心,“弱则请服,强则叛乱,固其常性”。一直到宋朝时,依旧有北方的文人偏执地认为,南方人低人一等。

但是,在唐代,这种夷夏之分就比较淡。

633年,在唐朝为太上皇李渊举行的一场酒宴上,一位臣服于唐朝的突厥可汗翩翩起舞,另一位来自南方的部落首领献诗作歌。李渊看后心满意足地说:“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高祖所感叹的,自然是唐太宗的业绩。

太宗皇帝曾说过,“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恰,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可以看出,对待华夷问题,唐太宗的态度是开放、平等、德化。正是有这样的观念,他在剿灭东突厥时,不光在突厥原居住地漠北故地分置北开、北宁、北抚等六州,以与颉利可汗一起被俘的突厥酋长阿史那思摩为北开州都督,居黄河以南,遥领颉利旧部,还在长安城内安排他们任职,五品以上官员达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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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宫廷画家阎立本作《步辇图》,记录的是吐蕃使者朝见唐皇帝

如果说善于纳谏、大度包容是唐之前历代贤君共有的优点,能够对华夷兼爱如一,则是太宗皇帝独创。太宗之后,他的这种观念与政策仍为李唐王朝所保持。异族名将层出不穷,如黑齿常之、李多祚、泉献诚、论弓仁等。安史之乱中,来自少数民族的将领更是成为平叛主力,如李光弼是契丹人,仆固怀恩是铁勒人,李怀光是靺鞨人。

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点原因:其一,李唐皇室,起于北朝胡化汉人,对所谓夷夏观念看得很淡;其二,唐朝中后期,推行文人治国,尚武之风弱化,只有胡人反而识字较少,以弓马为重,成为王朝对外征战的重要倚仗。

安史之乱后,唐政府的中央政权控制力不断减弱,周边的突厥、契丹、吐蕃等少数民族的态度逐渐嚣张,频频袭扰;而助唐平定安史之乱的回纥则居功自傲,在长安城内骄纵蛮横,同样加深了中央王朝对其厌恶之情,大唐立国之初的“华夷一家”政策出现裂痕,夷夏之防重新被提起。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安史乱后,唐人衣着打扮不再流行胡服,而重新恢复宽大的汉服旧风。到宋朝时,由于北宋政权与辽、金政权打交道时频频吃亏,华夷之分再次在中原王朝得到强化。

如果从一个更宏大的历史视角来看,唐时期,周边少数民族比之前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和学习中原先进文明,自身得以不断强大,不断冲击着传统的华夷格局。到辽、金时,已经能在与中原的北宋王朝交往中处于强势地位,直到元朝建立,完成少数民族对汉人的首次逆袭。也就是说,唐代所提倡“华夷一家”的天下观,在推动周边少数民族力量兴起的同时,也为中国历史的后续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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