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视角下的《元史》编纂

原标题:“二十四史”视角下的《元史》编纂,今天这个讲座的主题是《元史》,侧重于普及性,主要是向在座各位介绍一下《元史》的基本面貌。,在“二十四史”里面,《元史》这部书的存在感是很低的,大家一般不怎么关注它,也不会把它作为一部名著或者有代表性的史学著作加以讨论。假如是一部小部头的书,或者内容生僻的书,存在感低一点也没什么,问题是《元史》部头不算小,又属于历代正史之一,存在感还比较低,这就是它自身的问题了。简而言之,跟当初编纂的草率有很大关系。,《元史》的编纂,从历代编修正史的过程来看,是非常快速的,总计不到一年时间就编完了,这应当说比较少见。,元史的编纂,明朝洪武二年(1369),也就是朱元璋建立明朝的第二年,《元史》就开始编纂。其实当时严格说来元朝还没灭亡,它的残余力量退回草原,仍旧打着元朝旗号,史称“北元”。但是朱元璋迫不及待地希望宣布元朝灭亡,否则明朝的合法性有问题。基于这样的动机,《元史》就开始编纂了,由朱元璋的手下文臣宋濂、王祎(最新的研究认为应当写作“袆”)任总裁。这两个人又找了16个儒生来负责编修,用了188天,编成《元史》159卷。洪武二年这次编纂并没有编完,因为当时缺乏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的材料。元朝官修的史料大部分都没有涵盖到顺帝这一朝,所以工作暂时搁置。这次编纂,平均下来一天多一点就编成一卷,一卷有几千字到上万字不等,因此是非常快的。等到第二年,关于元顺帝的材料找来一些,他们就重新开工,依旧是宋、王二人总裁,又找了15人来编修(只有一个人两次都参加过)。这次耗时143天编成了53卷。比上次要费时一些了,平均下来基本是两三天编成一卷,因为这些材料是零散搜集的,需要加工,耗时就多一些。尽管如此,平均两天多弄出一卷,还是很快的。,最后把这两部分的编纂成果放在一起,有些内容还得再次拆分,重新整合。前后两次共编出212卷,拆分整合之后,最后定稿是210卷,而且很快就刊刻出版。累计《元史》的编纂时间,两次加起来一共331天,还不到一年时间。,相比之下,“二十四史”当中有些编纂是很慢的,比如清修《明史》前后拖了100多年。还有些虽然编得不算慢,但是开工拖延,像元朝修的《辽史》《宋史》《金史》三部正史,拖拖拉拉一直不开工,直到最后的元顺帝一朝才开工。只有《元史》开工又早、成书又快,在正史里面是少见的。关于《元史》的编纂过程,学术界有几篇文章比较著名,比如陈高华先生、方龄贵先生等等,他们的文章对《元史》的编纂过程以及编纂工作特点进行过深入分析。,在“二十四史”中,《元史》的部头不算小。部头最大的咱们都知道是《宋史》,其次是《明史》,然后是《新唐书》《旧唐书》,之下就是《元史》了。《元史》的体量与两《唐书》接近,略少一点点,在“二十四史”中排名第五。,这么大部头的《元史》,不到一年时间就编纂出来,这是因为有一些现成资料可抄。第二次编纂的时候,材料很多来自临时征集,可能也参考了一些能见到的元朝官书,但是到底利用了具体哪些材料、哪些书,目前还没有定论。而第一次编纂的、占了《元史》大部分内容的书稿,参考资料相对比较清楚。一般认为第一次编纂的书稿中,本纪源于元朝官修《实录》,志和表基本源于元朝后期官修的国家典制著作《经世大典》。元朝的《实录》,今天完全见不到了。《经世大典》也已散佚,但是今天还能见到很小的一部分。至于《元史》第一次编纂书稿中的列传,材料来源稍微复杂一些,现在通常认为主要也来源于《经世大典》。《经世大典》中有一部分内容叫《臣事》,专门记录官员们的生平事迹,汇集了很多人物传记资料,它可能是《元史》列传的主要材料来源。不过并不是单一来源,有些列传可能另有来源渠道。总之,《元史》之所以编得快,就是因为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有现成资料可抄,而且这些资料比较成型,拿过来稍微加工一下就可以完事。关于《元史》的材料来源,有一些可参考的研究,比如王慎荣先生主编的著作《元史探源》,以及陈高华、陈新元等学者讨论《元史》列传史源的文章,等等。,《元史》编纂的特点,《元史》编完后,两位主编起草了一份《纂修元史凡例》,解释这部书的编纂原则。通过这份《凡例》,可以看出《元史》编纂的一些特点。,《凡例》共五条,第一条讲本纪是怎么编的。其中说:前代史书的本纪有两种写法。一种像两《汉书》本纪,“事实与言辞并载”,既讲史事,也收录了很多诏书、奏议之类的文件。另外一种像《新唐书》本纪,特别简明,就是一个干巴巴的大事记,没有多余的东西。现在修《元史》,本纪按照第一种写法来写。我们可以看到,《元史》本纪内容比较杂,不仅是一个大事记,而且写了很多不算大的事,还转引了一些文件或者文件摘要。所以《元史》的本纪多达47卷,占全书总卷数22%强,比例在“二十四史”中是相当高的。不过今天看来,这里面恐怕有编纂者“偷懒”的因素。因为《元史》本纪(除《顺帝纪》外)改编自元朝的《实录》,《实录》会按照年月日记录很多事情。《元史》编者如果想把本纪编成精练的大事记,就需要花很大力气对《实录》的内容进行筛选和压缩,文字上也要做到言简意赅。为了赶进度,不如删得少一些,即使内容比较臃肿,也在所不计,相反还自我标榜是“事实与言辞并载”。当然这种偷懒,今天看来是一件好事,虽然搞得《元史》本纪篇幅比较大,内容芜杂,但是却保留了很多原始的甚至是独家的珍贵资料。,第二条讲志。《元史》编者把前代正史的志分为两种。一种以《新唐书》的志为代表,这是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写的。特点是“悉以事实组织成篇”,就是对相关材料重新组织,提纲挈领,融会贯通,最后完成的作品具有一定原创性。《元史》编者认为这样太麻烦了,“考核之际,学者惮之”。他们的选择是另外一种,以元修《宋史》的“志”为代表,特点是“条分件列,览者易见”。就是说,基本不重新组织,也不怎么融会贯通,就直接把材料一条条地罗列上去,主要做的是精简、压缩工作。其实这也是一种偷懒的办法,当然保存材料也多一些。,《元史》的志共分13种、58卷,编纂水平不是很高,但就内容而言,覆盖面还是比较全的。“二十四史”当中,有一些没有志,有志的,篇目设置也不完全一样。就《元史》的志来说,篇目设置比较完备,该写的基本都写了,写得好坏是另外一个问题。只有一种该写的志没有写,就是记录文献保存情况的《艺文志》。到清朝,有好几个学者给《元史》补了艺文志,现在都能见到。,第三条讲表。前代正史有些有表,有些没有表。《元史》编者认为,元修《辽史》《金史》的表编纂较好,比较充分地利用了相关零碎材料,来反映一方面问题,概括一类现象。因此仿照《辽史》《金史》,一共编了6种表,包括后妃表、宗室世系表、诸王表、诸公主表、三公表以及宰相表,共分8卷。应该说这些表都很重要,虽然有一些错误和疏漏,但还是保存了很多重要的零散信息。到清朝,钱大昕又为《元史》补了一份《氏族表》,这个补充非常有眼光。元朝是一个多元民族的王朝,蒙古人、色目人各有好多分支,分为不同的部族、氏族,而且基本都没有姓氏。对一些著名的蒙古人、色目人进行定位,搞清他是哪个部族氏族甚至家族的,和谁是同一个氏族或者一家人,祖父父亲兄弟儿子孙子都是谁,往往十分困难。钱大昕就对这方面的材料进行了汇总和梳理,对研究者非常有用。,第四条讲列传。列传是历代正史的主体部分,各史的列传在编纂方法上差不多,因此《元史》编者称,列传并未刻意效仿前代某史,而是“准历代史而参酌之”。在内容编排上,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与皇室有关的一些特定人群,包括后妃、追尊诸帝(死后被追尊为皇帝的皇族成员)、宗室和外戚。第二部分是普通的中上层贵族官员。这部分有一个重要特点,编者把人物分成两大块,先写蒙古人、色目人,从蒙古帝国建立写到元朝灭亡,然后写汉人、南人,又是从蒙古帝国建立写到元朝灭亡。这种写法是其他各朝正史都没有的,很有可能来源于元代官修《经世大典》的“臣事”部分。第三部分,是所谓“类传”,即一些身份上有特定标签的人,分门归类各自立传,不限于中上级官员,也包括一些下级官员甚至平民。哪些标签能成为类传的选项,历代正史大同小异。《元史》类传包括:儒学、良吏、忠义、孝友、隐逸、列女、释老、方伎、工艺、宦者、奸臣、叛臣、逆臣以及外夷。其中《释老传》比较有特点,记载僧、道事迹,其他正史没有这门类传。这与元朝宗教活跃,僧、道地位较高有关。,从整体来看,《元史》的列传编纂有几方面问题。第一是宗室、外戚缺漏严重,立传者挂一漏万。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很可能是因为《元史》列传取材的《经世大典·臣事》里面缺少宗室、外戚的内容。宗室在元朝基本不算臣,外戚可以算臣,但估计《经世大典·臣事》收录得很少。第二是缺乏“开国群雄传”内容。这类内容是写王朝初建的时候,与王朝创建者争夺天下的那些对手,比如两《唐书》立传的李密、窦建德、王世充等人,《明史》立传的陈友谅、张士诚等人。《元史》本来可以立这样的传,成吉思汗创业时有过几个这样的强劲对手,但是没有立传。原因很可能也是因为这些人不是元朝的“臣”,未能进入《经世大典·臣事》。第三是中上层贵族官员这部分虽然写了很多人,但还是漏了很多人,包括不少重要人物。拿宰相这样高级别的大臣来说,立传的还不到一半。这可能是因为列传主要材料来源《经世大典·臣事》本身就记载人物不全。最后是类传部分有些处理不尽妥当。比如没有像其他正史一样设立《文苑传》,而是把应该入《文苑传》的元朝文人塞入了《儒学传》。再如没有为西南少数民族立传。元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比前代王朝更加深入,高层与内地一样设立行省,中层以下基本由土司管理,世代相传。这些内容很重要,按说应该立《土司传》或《西南夷传》,事实上《经世大典》里也有材料,可是没有立,比较遗憾。,《凡例》最后一条属于补充说明。解释说:前代正史在每卷末尾都有编者写的论赞,就是对这一卷记载的内容写几句评价或总结。现在修《元史》,决定“不作论赞,但据事直书,具文见意,使其善恶自见”。说得挺好,实际上还是偷懒。用基本现成的材料拼成一部正史,多少得写几句总结或者概括吧?说起论赞的水平高低,历代正史其实也是良莠不齐,但是有无论赞,就是个工作态度问题了。这点力气都不愿意花,完全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和感受,这似乎是“二十四史”里面独一份。总之因为赶工,《元史》的编者是能简则简。,《元史》所宗资料的来源及可靠性,如前所述,编纂《元史》利用的资料,有些今天能够知道,有些已经不知道了。对于那些能够知道的资料,它们的材料来源以及可靠性,稍微再讨论一下。,首先,《元史》本纪,除最后的《顺帝纪》外,全都取材于元朝《实录》。这些《实录》是怎么编出来的?,我们知道,唐宋时期,官方修史已经发展成为一套很复杂的制度。每个皇帝在位的时候,日常活动都有人专门记录,叫作起居注。朝廷大员宰相等等向皇帝汇报工作,或者主持政务会议,也有人随时记录,叫作时政记。这两种资料积累一段时间以后,再有人负责对它们进行汇编,可能还加上一些其他记录,按时序编成一部大事日志,叫作日历。等到这位皇帝去世,史馆把他这一朝的日历汇总起来,进行删减压缩,就编成这位皇帝的《实录》。每位皇帝都有《实录》,积攒若干部《实录》以后,再汇总改编为纪传体的《国史》。到王朝灭亡,后面的学者在这些《国史》基础上稍加改编补充,就能编出该朝的正史。正因如此,“二十四史”里面部头最大的《宋史》,元朝没花多少时间就编出来了。除从日历当中提炼《实录》、改编《国史》外,还会把里面与典章制度有关的内容单独摘出来,编成专门记录制度演变的史书,叫作《会要》。唐宋时期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到元朝,上述制度发生了一些变化。元朝是少数民族王朝,对中原制度学习不完全到位,修史制度也就没有那么完备。根据一些零散史料,我们知道元朝有起居注,也有时政记。起居注本来应该围绕皇帝编写,但是据元朝人自己所说,他们的起居注里面没有多少内容写皇帝,主要记载的是各级官员、机构针对某些事情上呈的报告或建议。时政记由中书省下属的时政科负责编纂,但是具体编得怎么样不得而知。,元朝似乎没有日历,至少日历这个名称没出现过。不过似乎存在某种类似的资料长编,只是不叫日历而已。比如《元史》里面提到,有一位南方的儒士郑陶孙,在南宋灭亡后被元朝召入翰林国史院做编修官。当时翰林国史院修史,正在编写南宋灭亡前后的史事。郑陶孙就说我过去是南宋臣民,不忍心写南宋灭亡,希望别让我参加这部分工作。据说元世祖忽必烈为此还很赞赏他。这说明忽必烈在位中期,翰林国史院在编某种史书,这种史书不是《实录》,因为前朝《实录》写不到南宋灭亡,忽必烈的《实录》在他自己活着的时候还不可能开始编写。也不会是起居注、时政记,因为这两种材料各有主管机构,不归翰林国史院负责。那么,正在编修的这个东西,应当就是类似日历的资料长编。这方面还有一个例证。元末有一位大臣叫危素,他的墓碑里面记载:危素在元顺帝后期担任翰林国史院长官的时候,发现院里修史那帮人,每天如果领不到伙食补贴,就不干活。这些人原本有工资,但是编史书还可以领补助。危素就把这些人训斥一番,说咱们就是干这个工作,已经拿工资了,你们还非要等伙食补贴到位才干活,这像话吗?被他这么一训,翰林国史院的人就继续开工干活了。在这里他们修的是什么史书?肯定不是《实录》,前朝《实录》在元顺帝在位初期就编完了,顺帝自己的《实录》还不可能开编。由此推断,正在编的也只能是类似于日历的史料长编。,所以综合来看,虽然元朝的修史制度不算非常完善,但是该有的东西大部分还是有的。而且史料显示,元朝有些时候编《实录》,会要求中央各机构抄送档案来参考,还行文地方征集资料,甚至于进行口头访问。总体而言,元朝《实录》的史料价值是比较高的,起码它的材料来源很可靠。《元史》本纪根据《实录》删减而成,史料价值因而也比较高。,至于《元史》志、表的主要史料来源《经世大典》,虽然绝大部分已经散佚,但有关这部书的编纂过程,还是保留下来一些记载,也有学者专门进行研究。它是一部典章制度著作,性质大体相当于唐宋的《会要》。当然里面包含人物传记性质的《臣事》,是《会要》没有的。编《经世大典》的时候,除利用《实录》外,还从朝廷各机构广泛征集公文档案资料,最后整理汇编成类似于元代国家行政手册的这样一部书。全书分10部分,前四部分是围绕皇帝、皇族的一些内容,名为帝号、帝训、帝制、帝系。后六部分分别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为核心展开,名为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前面一再提到的《臣事》,是《治典》下面的一部分。总之,《经世大典》资料来源的可靠程度也是很高的,为《元史》修志修表提供了极大方便。,如前面所说,《元史》列传的史源比较复杂。以第一次编纂的部分而论,可以推断主要取材于《经世大典·臣事》,但也不会是全部,还应当有别的资料来源。比如元朝史学家苏天爵编纂过一部《国朝名臣事略》,为元朝前期47位“名臣”立传。这部书流传至今,通过对照,可以发现《元史》有一些列传就是在《事略》基础上写成的。元顺帝时,王祎对《事略》进行增补,写成《国朝名臣列传》,立传人数达到120人。虽然这部书已经失传,无从与《元史》比对,但由于王祎到明初担任了《元史》主编,从逻辑上推断,他编纂的《国朝名臣列传》一定会成为《元史》列传的重要参考对象。苏天爵《事略》历来受到很高评价,王祎《列传》应该也不会相差太远。,与《经世大典·臣事》有关系的《元史》列传,主要限于普通中上层贵族官员这一部分,类传则基本无关。但很多类传的史源也可以探查清楚。比如奸臣、叛臣、逆臣这几篇传,传主已被元朝官方定性为反派角色,不可能进入《经世大典·臣事》。可他们都是重要政治人物,掌握过比较大的权力,在《实录》当中出现很频繁。因此他们的传记,是《元史》编者根据《实录》相关记载拼凑出来的。又如孝义传、列女传,今天知道源于《经世大典·礼典·旌表》;外夷传,源于《经世大典·政典·征伐》。《实录》和《经世大典》的史源和价值,上面都已经说过了。,关于《元史·外夷传》的史源《经世大典·征伐》,再稍作补充。《征伐》这部分内容碰巧今天保存下来一些,与《元史·外夷传》对比,后者基本就是直接照抄。不过也抄出了问题。那就是外夷在《征伐》中出现,讲的基本都是打仗。《外夷传》抄这些自然可以,问题是元朝跟这些“外夷”的关系并非只有打仗这一种情况,还有很多时候是不打仗的,处于和平往来状态。《外夷传》对后者基本不写,属于严重疏漏。这不能怪《经世大典》,只能说是《元史》编纂粗糙。,最后关于《元史》列传史源补充两点:,一是元朝没有编过《国史》,不过元顺帝在位前期曾经编成一部《后妃功臣列传》(与唐宋《国史》不同,只有传,没有纪、志、表),这部书如果传到明初,《元史》列传的编纂自然省事很多。然而就目前了解的情况而言,该书似乎未能保存到明初,可能在战乱中亡佚了。,二是现在通过文集、地方志、金石志、考古发掘等等途径,可以见到很多神道碑、墓志铭、行状之类元人传记资料,其中在《元史》中有传的人物不少。但是,不能将这些人的上述传记资料简单认定为《元史》列传的史源。道理很简单,《元史》编纂时间过于紧张,编者没有时间去广泛搜集这些零散资料。可能会见到一些,但不可能都见到。即使内容近似,多数情况下也只能认为,某人的碑传资料与他在《元史》中的传记具有同源关系。,[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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