驷马桥 成都诗歌第一桥

原标题:驷马桥 成都诗歌第一桥,成都众多桥梁之中,驷马桥因其历史年代之悠久,文化形态之多样,思想影响之深远,无不让历朝历代的文人为之歌咏,其诗歌数量之多,堪称成都诗歌第一桥。其所包含的励志、爱情、送别、科举等内涵,成了后世诗歌戏剧创作的宝库。,励志之桥,最早记录司马相如在成都驷马桥题桥明誓的,是东晋史学家常璩,其《华阳国志·蜀志》说:“郡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市门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郦道元在《水经注·江水一》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乘高车驷马从桥上过,为什么就是天大的誓愿?这与汉代的乘舆制度有关。《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车马作为战备物资,在汉朝初年十分稀缺,皇帝的马车都是几匹花里胡哨的驽马,有的将相只能将就坐牛车。而随着“文景之治”休养生息,国力逐渐强盛,车马就成为身份、地位和权力的象征,“车马出行,富贵康宁”,而且只有官员才能乘坐马车,商人即使富可敌国也不行,因高祖曾下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初往京城的布衣司马相如,雄心直指“诸侯驾四”。其志可嘉,可其路何难。因为汉景帝“不好辞赋”,他的满腹经纶无法施展,仅得到了一个武骑常侍的官职,类似于皇帝出行、狩猎时的随从护卫。他托病辞官,景帝死后,就灰溜溜地回到了成都老家。而这期间写的《子虚赋》,为他实现诺言埋下了伏笔。,司马相如回到成都,应好友之邀来到临邛,上演了“凤求凰”的爱情佳话。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后,其父卓王孙大怒,说:“女至无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但“相如涤器,文君当垆”,家财巨万的卓王孙老脸挂不住了,只好分些家财,让相如、文君在成都过上了安适的生活。,司马相如正快意享受和文君的生活,不想朝廷的第二次召唤来了。汉武帝读罢《子虚赋》,连声叫好,却又十分遗憾:“我与此人怎么不生在同一个时代啊!”伺候在旁的狗监杨得意是蜀郡人,他适时举荐,才有了武帝召见司马相如的这一幕。,司马相如作为皇家文学秘书之类的郎官,又平凡地过了数年。直到有一天,唐蒙在蜀郡事情办砸了,司马相如的官运终于有了转机。唐蒙想从巴蜀经夜郎包抄岭南的南越国。这一方案的关键是修筑道路。为赶工期,唐蒙横征暴敛,引起巴蜀民众惊恐,险些激成民变,酿成边患。武帝大怒,命熟悉西南各地民情的司马相如回成都问责唐蒙,安抚百姓。司马相如妙笔生花,拟就《谕巴蜀檄》,一方面说明唐蒙的不法并非朝廷之意,另一方面又要求巴蜀官民理解和支持“通西南夷”行动,积蓄已久的政治才智借这篇政论性文章喷薄而出,檄文一出,人心安定。武帝大喜,认为相如不仅是文章高手,更是治世能臣,对巴蜀事务也熟悉,封中郎将,为正使,持节处理西南诸事。,司马相如再次回蜀,身份是大汉帝国特命全权代表,怀揣着汉朝常设武职中的最高官衔“中郎将”的印信。使团仪仗前呼后拥,旌旗猎猎,声威赫赫,一路逶迤南来。朝廷拨“驿车”供使团使用,自然是“高车驷马”。因而今天驷马桥边上的一条路,就命名为高车路。,相如衣锦还乡,蜀地官员特意把升仙桥加宽为五丈五孔的大桥。太守以下官员,于城郊迎至升仙桥,身背弓矢,手拿小锣,于车前为其鸣锣开道。相如的泰山卓王孙,也邀约临邛的一帮富翁争相敬献美酒。相如端坐驷马高轩,推说皇命在身,不便相见。卓王孙求助于随行官员,相如才勉为其难全数收下。卓王孙叹道:“真没想到,司马长卿果然有今天啊!”于是把家财分给文君,份额与儿子相同。,至此,司马相如完成了“高车驷马”的人生誓言,他的远大志向和奋斗经历也被川人引为骄傲。他风光通过的那座小桥,后来就叫“升迁桥”,又逐渐叫成“升仙桥”,南宋以后叫“驷马桥”。,科举之桥,司马相如开辟的以华彩辞章动天子而获得君臣契合的道路,终究是一条不同时代常人走不通的不寻常路。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出身背景是最重要的考量指标,“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驷马桥成为中国励志第一桥,是在隋唐以后,这与科举制度的兴起有莫大关系。,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隋唐时期,以血统论为代表的举荐制逐渐变为“唯才是举”,“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司马相如“高车驷马”的誓言,引发了一代代读书人的共鸣。出身贫困的读书人,都希望“十年寒窗”后,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实现 “兼济天下”和光宗耀祖之宏愿。,唐代最出色的两位诗人都曾以相如自比。“诗仙”李白《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中,回忆唐玄宗派人迎接自己待诏翰林:“汉家天子驰驷马,赤军蜀道迎相如”,《赠张相镐》则称自己“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而“诗圣”杜甫的《酬高使君相赠》也说:“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唐代,赋是进士试必须要考的一种文体,司马相如作为“辞赋之宗”,自然成为文人心目中的楷模。罗隐《投知书》:“而执事者提健笔为国家朱绿,朝夕论思外,得相如者几人?得王褒者几人?得之而用之者又几人?”黄滔《祭林先辈》:“君负相如之词赋,慕郄氏之科名。”都将相如与科举联系在一起。,隋唐以前,司马相如题桥的故事,在诗歌中还不曾体现。而自唐以降,历朝历代读书人到此,无不感慨万千,诗歌吟咏将故事演绎成了典故。诗人常用“题桥、题桥柱、题桥志”来自勉与共勉,这就成了一个表达立志求取功名的专用词汇。如杜甫:“壮节初题柱,生涯独转蓬。几年春草歇,今日暮途穷。”晚唐诗人许浑:“应学相如志,终须驷马回。”而明朝文徵明《送钱元抑会试》云:“公车拟奏长杨赋,祖道先题驷马桥。”韩雍的《送南城贡士左赞再赴春闱》云:“太平桥上乡人众,望尔高车驷马回。”从诗题到诗句,都明确指出了驷马桥典故与科举考试的关系。,唐宋以后,中国大地上兴建起了许多为科举服务的建筑,比如文庙、贡院、书院、字库、文昌宫、魁星楼等,驷马桥本身不是科举的产物,但由于象征着积极进取精神,而被读书人反复吟诵。,戏剧之桥,明清时期的戏曲舞台上,才子佳人戏很多,在以文人为主角的戏剧作品中,司马相如剧数量稳居前列。这不仅是由于司马相如的自身魅力,还与对封建婚姻观的反叛、因科举失意的自我安慰有密切关系。穷苦文人从他身上看到功成名就的希望,因此在作品中不厌其烦地咏唱,同时借作品中实现心中的婚宦理想,发泄郁结在心中的缺憾与不平。孙柚《琴心记》:“英雄困久,云翻雨覆君知否。荣华富贵天成就。官爵高,才名茂,鸾凤偶,人生美愿酬八九。”道出了作者对相如美满人生的艳羡。,司马相如壮志凌云,才华横溢又有爱情佳话,被后世诗人文士或引为异代知音,或视为人生偶像,发生在驷马桥的故事,经过时代的烘焙、文学的加工,浓缩为“司马题桥、题桥、题桥柱”,成为中国古代文人励志上进的典故,大量存在于各种诗文中。据不完全统计,历代关于司马题桥的诗歌不下千首。历代司马相如剧,包括宋话本、明清杂剧和传奇,超过24种,将近半数散佚。而描写司马相如驷马桥上“题桥”这一情节的元明清戏剧就达十多部。驷马桥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不可小觑。,早在宋话本《风月瑞仙亭》中,就已经有驷马桥送别,文君叮嘱相如道:“此时已遂题桥志,莫负当垆涤器人!”到了明代,现存的相如文君戏有9种,如无名氏《汉相如献赋题桥》、朱权《卓文君私奔相如》、许潮《汉相如画锦归西蜀》、孙柚《琴心记》、叶献祖《琴心雅调》、陆济之《题桥记》、韩上桂《凌云记》、陈玉蟾《凤求凰》、袁于令《鹔鹴裘》。《汉相如献赋题桥》是现存的相如文君剧中最古老的,该戏不演相如其他事迹,只述相如“题桥”发誓及其仕途成功的经历,足可见作者对相如成功的向往。,送别之桥,送别是中国诗歌创作中很重要的母题,作品之多,堪称一绝。灞桥是唐代送别的第一桥,而在成都,知名的送别之桥有两座,一座是万里桥,一座就是驷马桥。,万里桥,在今成都市南锦江上。万里桥送别的典故,出自三国蜀汉时期,诸葛亮于此设宴送别费祎使吴,故称“万里之行始于此”。万里桥是当时的水路送别之处,但后来随着成都水路交通的废弛,另一处陆路送别之地驷马桥的地位就更加凸显了。,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郡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观。”送君千里,终须一别。驷马桥离城十里,不远不近,在此设宴饯行刚刚好。可见在常璩所处的东晋,驷马桥上的送别之俗已蔚然成风。,元朝诗人虞集《代祀西岳至成都作》云:“我到成都才十日,驷马桥下春水生。渡江相送荷主意,过家不留非我情。”虞集是仁寿人,亲友渡江送别他的地方,就在今成都城北的驷马桥。清人彭端淑有诗《驷马桥送开制军之伊犁》:“河梁送别欲魂消,翘首伊犁万里遥。正是秋风杨叶下,一行班马响萧萧。”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秋,因处置川西大小金川事务不力,四川总督开泰被朝廷革职,远谪伊犁。此时一般人恐避之不及,60多岁的锦江书院主讲彭端淑却无所畏惧,来到驷马桥亲自为开泰送行,并作诗道别,足见诗人的情感之真、胆量之大、胸怀之广。诗歌既直抒其情,又借景寓情,显得深沉有味。,对于驷马桥巨大的文化意义,著名文史专家谢桃坊曾说:古代至民国时期,从成都由陆路至关中和中原要经北门,驷马桥为必经之地,为成都之最重要门户,亦是确定成都地理位置的一个坐标。,刘小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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