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托利亚:西方学者透过三星堆,看到了什么?

原标题:伊斯托利亚:西方学者透过三星堆,看到了什么?,【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伊斯托利亚】,三星堆遗址一直备受海内外学界和媒体界的瞩目,最近新出的发现更是收获了“一醒惊天下”的轰动效应。,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考古学教授罗旺•弗拉德(Rowan K. Flad)5月11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提出了这样一些观点——,4月10日,埃及宣布在南部城市卢克索发现了距今3000多年的古埃及重要都城遗址,被称为“失落的黄金城市”。这甚至被视为自上世纪20年代发掘图坦卡蒙陵墓以来的“第二大重要考古发现”。,埃及的这一发现被美国广播公司(ABC)、全国公共广播(NPR)、《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美主流媒体广泛报道,被称为“埃及学的重要时刻”。巨大的报道篇幅,和那两周前中国四川省三星堆的考古发现鲜有关注形成鲜明对比。,其实,三星堆的发现应该被重视,因为这是了解东亚文化的重要窗口。,实际上,海外学界的三星堆研究并不缺乏“传统”,也不乏积淀。著名考古学家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还曾主编过一本题为《奇异的凸目》的著作,收录西方学者对于三星堆的种种观点。,中国的考古遗址非常之多,若论遗址的规模,比三星堆宏伟的还有不少;若论文明产生的时间,比三星堆文明还要早的遗址也有很多,为何三星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这么大?,/wp-content/uploads/2021/05/2056263119017016574.jpeg插图,罗旺·弗拉德的文章,“意外”所得的玉器,首先,这其实与三星堆遗址早期发掘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1929年春天,在成都平原腹地的四川广汉县城西的月亮湾村,世居此地的农民燕道成在农田意外发现了400多件玉石器。后来,他将这些“意外”所得的玉器分批卖到距离广汉不远的四川省会成都的古玩市场。此后,月亮湾的玉器也在成都的古董商中传开了。,1931年,前往广汉传教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董宜笃(V.H.Donnithorne)也注意到这批玉石。董宜笃不仅是传教士,他还是当时成都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成员,对四川历史文化的研究颇有造诣。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是当时专门研究中国西部地区历史文化的国际性学术机构,其参与人员以当时位于成都的教会学校华西协和大学的师生为主。除此之外,也有很多当时在四川的欧美传教士加入其中。,董宜笃很快就意识到这批玉石与普通的古玩文物有很大的不同,可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于是联系广汉县政府前去月亮湾考察,同时他还约请时任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长的戴谦和(D. S. Dye)博士一同前往。,这年夏天,以董宜笃、戴谦和为首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师生组成的考察队先后两次前往广汉月亮湾,对出土玉石器的地点进行了实地考察,而三星堆玉石器的发现者燕道成也将部分收藏的文物赠送给考察队,交由其带回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予以保存,帮助该校的考古学家进一步研究。,/wp-content/uploads/2021/05/276647179066744997.jpeg插图(1),《奇异的凸目》书影,“国际化”的研究团队,从广汉返回成都后不久,戴谦和就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主办的杂志《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上发表了英文论文《四川古代的石器》(Some Ancient Circles, Squares, Angles and Curves in Earth and in Stone in Szechwan, China)。在这篇文章中戴谦和认为这批石器大约产生于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应该是在秦灭巴蜀进入成都平原之前,属于古蜀文明的文化遗存。,不久,新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D. C. Graham)博士也注意到馆藏的这批文物的价值,他向董宜笃详细询问了此前考察的详细情况。后又在董宜笃的联系下,受广汉县政府之邀,与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助理馆员林名均一起于1934年春天到达广汉,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首次科学考古发掘。,由于当时由外国人主持的考古发掘在中国尚无先例,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矛盾,遂改由广汉县长出面主持发掘事务,当然实际的具体操作还是由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的考古队负责,即主要是以葛维汉和林名均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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