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普通中产的生活之道

原标题:抗战时期普通中产的生活之道,/wp-content/uploads/2021/05/567891559480360953.jpeg插图,《民国中产阶级账本:体面地用好每一文钱》 黄英伟、袁为鹏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月版,第一财经:抗战爆发后,董士沅过得怎么样?,袁为鹏:战争爆发后,他的粮栈关张了。他作为负责人,在店里留守了一年多,终因日本人对粮食流通的管制越来越严格而开业无望,结果他一个人到上海总部办理交代。此后,他在家乡小镇里待着,可能也帮人做点生意或中介,也还能有点投资或利息方面的收入,但战前每月稳定的薪金不再有了。,第一财经:面对经济问题,他的一个重要措施是把自己的大房子出租,然后租了套小房子自住,以租金的差价换取一些生活费。除此之外,他还有哪些应对方式?,袁为鹏: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他在战争爆发前夕就预感到了未来情况不妙。他节俭了很多,人力车、脚力钱支出都少了。总的来说,他是节俭度日,但还不至于贫困。,战争时期,物价的变化是结构性的。移动性很差的东西,比如人工、新鲜水果这些,价格肯定会下降;但是,粮食、糖果等移动性很好的东西就涨价很厉害。董士沅为父亲做墓碑、修整乡下的房屋,都是在战争时期,因为,那个时候工匠都找不到活干,工钱是很低的。,董士沅和家人当时是分隔两地的,虽然物资能够寄到当地,但音讯不通。他对此十分焦急,经常邮寄书信和物资到家中。所以在战时,他的通信服务费是升高了的。,第一财经:董士沅对食物似乎比较讲究,账册里记录了他丰富的饮食,既有水产,也有符离集出名的烧鸡,还有千张、腐乳、变蛋,以及各种豆类、水果等。战后,他的餐桌发生了什么变化?,袁为鹏:在书中有对他家庭恩格尔系数的计算。总体来说,战后,他的恩格尔系数攀升很快。不过,恩格尔系数在这里很难说明问题,因为不太清楚后期他回到家里是一个人生活还是和家人在一起,如果是和家人在一起,他们一家人用于食品所占的比例自然会比他过去一个人过日子所占的比例高。再加上他个人战后的社交活动减少了,这也会抬高恩格尔系数。从账册的记录看,战前,他是顿顿有肉,出门有“行李力”“车力”为他服务,但是到战后,这种雇用苦力的花费明显减少。同时,他购买食物的品种也少了很多,单次购买的量则大了很多。我想可能是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尤其是1940年之后,物价很短的时间里就能翻几倍。他原本很喜欢消费新鲜水果,战后这方面支出也少了很多。,第一财经:书中提到一个细节:抗战爆发前,人们消费很少,导致服务产品价格下降,但沦陷以后,一些服务产品,比如洗浴、修发的价格反而上升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袁为鹏:战争对人消费的影响,学术界有两种不同观点。有人认为战争发生了,大家都过紧日子,要把现金留在手上。还有人认为,战争会把人的时间预期变得很短,每天都有飞机轰炸,每天都有身边人死掉,很多人会想要快点把钱花掉,这种行为被骂成“纸醉金迷”。沦陷以后,因为当地秩序稍稍安定,本地交通恢复,服务的价格就会慢慢上升。,第一财经:书中提到,董士沅在家乡有地,经常下乡收租。但他每次收租,餐旅花费都很多,基本相当于土地租金。可是即便在战时,他还是坚持舟车劳顿,下乡收租,这是为什么?,袁为鹏:民国时期地租不高,的确靠收租是赚不了什么钱的。当时的房屋中介体系比现在还要发达,下乡收租这件事其实是可以让中介代劳的。我猜测,董士沅之所以坚持自己下乡收租,可能是要确认自己对土地的所有权。乡下的土地,长期不管,到了一定的时候,租子可能就收不上来了。也有可能是受战争的影响,当地负责帮助收租的租栈不能正常工作,只好自己亲自动手。,第一财经:在账册中,董士沅记录自己心情的次数多吗?,袁为鹏:个人账本里有一些这样的记载是很正常的,在国外的账册里,这也很常见。但董士沅的账册抒发感情不多。有一次是因为他和父亲没能见最后一面,非常悲痛。另外就是战争时期,家人的音讯中断,虽然邮寄粮食,但他依然十分焦虑。他在账册里写过他的担心。还有一次,是因为日本人炸了当地的一个车站,他也记了一笔,表达他的气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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