账本里的民国“中产”: 一个新旧交织、精明讲究的人

原标题:账本里的民国“中产”: 一个新旧交织、精明讲究的人,/wp-content/uploads/2021/05/7232189151517126757.jpeg插图,/wp-content/uploads/2021/05/4801369476511397350.jpeg插图(1),/wp-content/uploads/2021/05/8502912154491112654.jpeg插图(2),1936~1942年2月间,两大本账册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主人董士沅,上面记录了6年间共2000多笔收入和支出。账册是当时通行的“腰格通天条”账式,采用传统的四柱记账法。从买水、买盐、交通、娱乐到人情往来,事无巨细,董士沅一一记录在册,而且笔迹工整清晰,几乎没有涂改。,[ 虽然在账本涉及的6年时间里,董士沅极少去上海,但袁为鹏觉得,他“基本上就像一个上海商人”。这种感觉,首先来自他对饮食的记录,充满南方特色,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水产,有鱼、虾、蟹,尤其爱吃白鱼和价格不菲的对虾。他的行事风格也更接近“南方人”——精明、节俭又十分讲究面子。 ],袁为鹏脑海里有一张不露脸的照片。他就像侦探推理片里的侧写专家,根据蛛丝马迹,一步步触摸到人的性格、经历、身体状态和内心世界。不过,他的本意并不在此。他希望了解的是民国时期中产阶层的生活情况,以及抗战给普通人生活带来的影响。因缘际会,一个与他相隔百年,名叫董世沅的人成了他了解这些问题的抓手。随着两篇学术论文诞生,他与这位货栈掌柜的生活世界也意外地贴近了。借由他,袁为鹏甚至能够闻到街上烧鸡铺子飘出的香味,听到古镇茶馆里飘出的悠扬小调,街边水果摊贩的吆喝,和突如其来的爆炸声。,这一切都缘起于一部偶然落入他视野的账册,那是他的朋友黄英伟从古玩市场买来的。两大本账册共290多页,乍一看就是两本中等厚薄的旧书。见过许多账册的袁为鹏觉得它 “外观很普通,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1936~1942年2月间,它们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主人董士沅,上面记录了6年间共2000多笔收入和支出,平均每月42条。账册是当时通行的“腰格通天条”账式,采用传统的四柱记账法。从买水、买盐、交通、娱乐到人情往来,事无巨细,董士沅一一记录在册,而且笔迹工整清晰,几乎没有涂改。,两位学者立刻意识到,这是不可多得的反映抗战时期普通人生活的史料。经济史学者对近代企业家的研究多集中在一些重要的代表人物身上,比如张謇、卢作孚、荣德生等,对普通中小业主和中层管理者的研究则相对匮乏。除了小说《子夜》中的吴荪甫等能给人留下一点印象之外,学界少有专门的研究。而且,此前对民国历史人物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信函、日记等材料,很少会有人专门从账本入手做研究。,黄英伟和袁为鹏在咖啡馆待了整整3天,把账册里的记录一条条读出来,录入电脑。基于这些资料,两人又在咖啡馆讨论了好几天,终于合作完成了《民国中产阶级账本》一书。可就在出版前一个月,41岁的黄英伟不幸因病逝世。,一个精明体面的民国中产,去年夏天,袁为鹏完成了从北京到上海的漫长搬迁。在被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聘为教授之前,他与黄英伟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史研究所研究员。如今,袁为鹏一家三口住在交大青年教师宿舍的一套两居室里,客厅就是他的书房,9个简易书架上放满了书。这是他藏书的1/5,都是这学期上课要用的参考书,其余80多箱依然滞留在北京。,研究董士沅,他陆续用了两年时间,看的资料上百种,文献逾100万字。但董士沅迟迟没有露出他的脸。他的长相已经淹没在时间里,无法从史料档案中找到。而且,因为账册里出现了同音不同字的几个名字,甚至连他的名字都已经无法完全确定。但在某种程度上,袁为鹏对他的了解又是具体而微的,甚至超过与他朝夕相处的同事。“一个毫无不良嗜好的人”“一个十分精明讲究的人”“一个受非常传统的中式教育成长起来的人”“可能有皮肤病”“十分爱干净,甚至有点洁癖”,等等。在家中书架前,袁为鹏缓缓道出他对董士沅的印象。,不同于日记和通信能够记述一件事的来龙去脉,在账本上,董士沅只是近乎刻板地一笔笔记录着每天的花销,只有在遇到重大变故时,才偶尔写下自己的心情。但账本也有优势,那就是它客观、细致并且连续性地反映了一个人的生活。,历史地理学博士出身的袁为鹏用他的考据功夫,通过当时的交通情况、地理环境、账本记录的几次旅行行程及费用,框定了董士沅的迁徙轨迹。他的家乡是江苏常州武进县湟里镇,工作地是以烧鸡出名的安徽古镇符离集。他频繁来往于家乡和工作地,每次都要在南京转车。抗战爆发,董士沅曾到位于上海法租界的总部述职,说明他供职的商号总部在上海。账册里多次出现“符栈”的记录,说明商号在符离集镇有一个货栈。从他宴请员工的习惯、交际的礼单、交往的朋友、收入情况以及到上海述职的行为来看,董士沅应该是那个货栈的负责人,类似于掌柜的角色。,通过对账册记录的汇总测算,袁为鹏推知董士沅平均每月的工资收入是46元。当时,上海普通的技术工人工资不足20元,董士沅的工资水平大约和最低级的公务员或普通中小学教师相当。但工资并不是董士沅收入的全部,他还有投资收入、利息以及房租,这样算下来,他每月的收入能达到103元。但即便算上这些,他的收入还是略低于当时大学的助教。“算不上富有,但能够维持他中产的体面生活。”,虽然在账本涉及的6年时间里,董士沅极少去上海,但出生于湖北、在北京住了19年的袁为鹏觉得,董士沅“基本上就像一个上海商人”。这种感觉,首先来自他对饮食的记录。袁为鹏发现,董士沅食谱很广,尤其在战前,吃东西更是讲究,而且充满南方特色。比如,他饮食中很大一部分是水产,有鱼、虾、蟹,尤其爱吃白鱼和价格不菲的对虾。,董士沅的行事风格也更接近于“南方人”——精明、节俭又十分讲究面子。有件事令袁为鹏印象很深。抗战爆发后,董士沅从符离集逃回家乡避难。“一般人在这种危急情况下都是直接回老家了”,但董士沅不是,他回到常州后,先是在镇里的大酒店住了一晚,安顿自己,又为家乡大人、孩子买了许多礼品,才施施然返回家中。,作为一个货栈掌柜,董士沅似乎时时处处都会体现出应有的派头。他定期给为他倒便桶的学徒赏钱,出行就叫人力车,如果上街买西瓜、大米这样比较重的东西,他就雇一个脚力为他提回家。“这并不是因为他提不动,只是因为他是个有一定身份的人,在大马路上提着重物,会显得狼狈,和他的身份不符。”袁为鹏说。,同时,董士沅又十分节俭。遍览账册,袁为鹏发现,董士沅几乎没什么嗜好,电影都不怎么看。生活支出一分一厘都算得十分清楚,唯一的消遣就是洗澡、修发和在茶馆休闲。“他在茶馆喝茶会消费不少水果和零食,从反映当时人生活的一些资料中推测,当时的南方茶馆里面可能会有说书、评弹等艺术活动可供欣赏。”账册里偶尔还出现“陪客人手谈”的记录,说明他有下围棋的爱好。,折射出许多城镇移民的生活,1936年阴历十月三十日,董士沅罕有地在账册中记下了他的心情:“沅在符栈,得电回里,星夜驰归,不能一面,泣血痛心,呼天抢地也。”那一天,董士沅的父亲去世了。即便是日夜兼程往回赶,他也没来得及见上父亲最后一面。对这种背井离乡的状态,尤其是亲人去世来不及回家的心情,18岁便从老家到北京上大学的袁为鹏感同身受。与董士沅一样,当年他得知父亲病危,当即买火车票回家,也没能见到最后一面。,袁为鹏很关注董士沅对家乡的态度,觉得相比于自己,“董士沅和老家的联系更密切,他回乡的次数是很多的,每次回家,大都是因为家人和亲友的各种红白喜事,如岳母寿诞、丧事、父亲生病等”。但即便在乡间有很多社会关系,董士沅依然很难真正回归乡土了。从账册的支出看,每次下乡,董士沅从不在村里住,而是住在镇里的宾馆,宁愿每天掏钱雇车来往于乡下老家和镇上的宾馆。他总是在镇上吃完早点再去乡下,还会自带开水、咸菜和鸡蛋,“可见是几乎不吃村里的东西”。这样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人,返乡时却拒绝了乡间的食物,让袁为鹏感到有些费解。他不由想到了《围城》里,城市知识分子方鸿渐、李梅亭一行人路过乡间旅店,见到环境脏乱,连肉都生蛆的细节。“那时候的城乡差别要比我们现在厉害。”,根据既有的研究,民国时期常州一带丧葬礼仪繁多、花费很大,一次殡葬有时可能使一户中等资产人家破产。董家的丧葬过程也极其漫长和繁琐,从最初的入殓、出殡到筑墓立碑,历时数年,花销很大。仅仅葬仪一项,就花了98.81元,大致相当于董士沅战前的月收入。这笔钱先由董士沅垫付,之后,他弟弟前后分四次支付了他48.47元。这样算起来,在外工作的长子董士沅只比在乡间务农的弟弟多出了一点点钱。“董士沅的经济条件可能比弟弟要好得多,他讲究的是亲兄弟,明算账。”根据董士沅的记录,父亲病危前曾和弟弟大吵一架,所以袁为鹏认为,另一种可能是董士沅为此对弟弟一肚子气,就把账算得很清楚。,“他是受非常传统中式教育成长起来的人,很重视家庭伦理,也善于经营,具有很高程度的经济理性。”比如,抗战爆发前夕,董士沅就早早把自己住的房子简单装修后租了出去,然后自己租了一间小而破旧的房子住。这样一来,每个月可以多出10元的收入,相当于一个初级工人的月工资。,在这个民国“中产”身上,袁为鹏看到了种种“新旧交织”。父亲病重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去医院看西医,自己也经常到医院挂号看病,还做过手术。同时,他也笃信中医,经常购买各种中药。他还很相信风水堪舆,账册里经常出现他请人算命看相、看风水的记录。他也是个有一定精神追求的人,买了许多书,尤其是抗战期间,书价便宜,他更是大量购书,其中既有算术、铁道史、英语方面的西学书籍,也有《诗经集对》《左传》《史记》《官场现形记》等文史类图书,还有《心经》《命理探源》等宗教玄学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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