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统:南迁渔阳里后,陈独秀为何成了共产主义者?

原标题:刘统:南迁渔阳里后,陈独秀为何成了共产主义者?,【文/刘统】,1919年6月12日,陈独秀与胡适、高一涵等一起在北京城南一个叫“新世界”的娱乐场喝茶聊天。这时的陈独秀越来越激进了,他制作了一个《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2.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北京市民宣言》第三、四两条是专门针对皖系军阀的暴力机关的。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心腹大将,段芝贵任京城警备司令,王怀庆是步军统领。这三个人都是握有军权的皖系军阀的重要成员。,大家一起喝了会茶,胡适和高一涵走了。陈独秀一个人继续在那儿散发传单。身着白帽西服的陈独秀,在新世界楼上楼下地跑,引起了暗探的注意。当陈独秀在五楼散发传单时,当场被拘捕。,在审讯时,陈独秀说传单是自己捡来的,否认传单与自己有关。[①]陈独秀是名人,这些口供当然骗不了警探。半夜12时,军警百余人荷枪实弹包围陈的住宅,破门而入,陈的家属从梦中惊起,被搜检拿去信札多件。[②],陈独秀被捕以后,李大钊非常着急,立即找学生罗章龙等设法营救。大家想出来的办法,首先是将陈独秀被捕消息告诉全国人民,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使北洋政府有所顾忌,不敢胡作非为。,13日,北京《晨报》首先披露陈独秀被捕消息,各地大报也相继报道。15日,上海《民国日报》指出,当此“人心浮动之时,政府苟有悔祸之诚心,不应对国内最负盛名之新派学者加以摧残,而惹起不幸之纠葛也”。17日《申报》登载《北京之文字狱》一文,指出政府“利用黑暗势力,以摧毁学术思想之自由”。,报刊舆论一直在关注陈独秀的消息,据说政府高层是有争议的。军界的段祺瑞、徐树铮力主镇压,他们在徐宅开紧急会议,“倡言此次上海罢市,纯是一班学生鼓动,而学生风潮,实为北京大学二三教职员所鼓吹。蔡元培陈独秀均新思潮首领,实为此次怂恿学生爱国的罪魁。对于此次风潮,非取极端压迫手段不可”。[③],王怀庆找京师警察厅要人,想置陈于死地。警察总监吴炳湘是总统徐世昌亲信,按照徐“维持”的指示,坚持不肯交人。“当陈氏初被捕时,步军统领王怀庆即与吴争执权限,斯时陈最危险,盖一入彼之势力圈,即无生还之望。幸吴警监坚执不肯让步,故仍得留置警厅。”[④],/wp-content/uploads/2021/04/rAb6vu.png插图,《觉醒年代》中的陈独秀与李大钊,为了营救陈独秀,胡适、章士钊、罗家伦都通过各自的关系,写信求助或疏通。6月16日,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马裕藻、马叙伦、王星拱等39人联名请求保释陈独秀。6月20日,民国大学校长应善以、中国大学校长洪逵及各校教员冯承钧、袁敦礼、马寅初、顾兆熊等30人联名请求保释陈独秀。6月27日,安徽省长吕调元致电段祺瑞、吴炳湘:“怀宁陈独秀,好发狂言,书生结习。然其人好学深思,绝与过激派无涉。闻在京被捕,此间人士爱护学者,群请解救。学潮初定,似不宜又兴文字之狱。两公容纳泉流,夙所钦仰,务乞俯念乡里后进,保全省释,以慰士望。”[⑤],当时北京段祺瑞政府要拉拢孙中山,派许世英为代表去上海见孙中山。据沈玄庐1919年12月给胡适的信说,孙中山为营救陈独秀起了作用:“孙先生一见着许世英,就说起你和独秀被拘的话。当时正《每周评论》被封,上海方面大传你也被捕的话。所以孙先生对许说:‘独秀我没见过,适之身体薄弱点,你们做得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但是你们也不敢把来杀死。身体不好的,或许弄出点病来,只是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做着吧!’许听了这番话,口口声声的‘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去’。没有几天,我们就听到独秀出狱的消息。当时很赞同孙先生的话说得好。”[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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