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地下党员领导天津造币厂工人运动

原标题:中共地下党员领导天津造币厂工人运动,提起“袁大头”,人们并不感到陌生。“袁大头”即1914年开始铸造的雕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是民国年间流通最广的机制币主币。为全国各造币分厂雕刻机制币祖模,是民国初期官方赋予造币总厂(设在天津)的特殊职能,也是造币总厂独特的优势。,“袁大头”的钢祖模,就是在天津造币总厂原创并分发给全国各造币分厂的。天津造币总厂同时也是国内铸造“袁大头”数量最多的造币厂。这个清末直属户部、度支部,民国初期直属财政部的大型垄断企业,曾被两度认定为国家级造币总厂,曾谱写了中国近代机制币历史上的华彩乐章。民国初期,造币总厂分为东厂、西厂,1920年后改称天津造币厂。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天津造币厂仍具造币功能。,统计表明,从清光绪三十年(1904)北洋银元局开铸“北洋造”铜元、银元起,至1936年平津修械厂铸造“平字”、“津字”等铜镍币为止,造币总厂各个时期的铸币活动超过30年。,其遗址位于天津市河北区中山路,如今尚存残缺的沿街门楼和部分厂房。本文为行文方便,以下统称天津造币厂。,应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中共地下党员曾领导天津造币厂工人运动。这段史实也是天津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迄今缺乏系统研究。本文通过搜集散见文献史料,梳理其脉络。,《新青年》杂志刊载文稿,为天津造币工人撑腰,1920年5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出版《劳动节纪念号》。一篇题为《天津造币总厂底工人状况》的调查报告赫然在列。作者杨赓陶生于1896年,湖南长沙人,当时是在该厂实习过的年轻技术工人。后来他毕业于法国农业研究院,成为爱国民主人士。,《劳动节纪念号》中既有孙中山、蔡元培等名人的题字,也有9位一线工人的题字,还刊登了33幅反映工人劳动状况的照片。而工人的题字和照片被集中刊登在《新青年》这个当时在全国很有影响的刊物上,并不寻常。这是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次有益尝试。,《劳动节纪念号》的开篇文章是李大钊撰文的《五一运动史》,文中介绍了国际劳动节的由来及欧美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史。李大钊希望中国工人阶级“认定今年‘五一’纪念日作一个觉醒的日期”。,《劳动节纪念号》另有对美、英、日劳动运动的介绍,还全文刊载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劳动法典》。《劳动节纪念号》的三分之二篇幅都是对国内劳动状况调查的文章,包括香港工人罢工、巴黎华工以及南京、唐山、山西、江苏、江都、长沙、芜湖、无锡、北京、上海、天津和皖豫鄂浙冶铁工人劳动状况的调查,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现状。其中包括由陈独秀撰文的一篇文章《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其实,早在1920年3月,陈独秀就已“决计”将计划于5月1日出版的这期《新青年》编辑成《劳动节纪念号》推出。陈独秀做了两项工作,一是直接写信向友人约稿,二是设法调查产业集中地的劳动状况。“有托朋友调查的,有登报征求又派人亲自调查的”,而“在调查的时候,承许多劳动者指导和帮助”。另外,有的稿件是由工人撰文投稿的。《天津造币总厂底工人状况》一文就属于后者。,造币工人不及牛马,对底层境遇同情有加,《天津造币总厂底工人状况》这篇文章,共分五部分,计3000多字,除了介绍工人状况之外,还从历史沿革、组织结构、造币价目、化验方法等诸多方面,勾勒了1920年前天津造币厂的概貌。该文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是对工人状况的介绍。由于杨赓陶曾在造币总厂工作过,因此其记述较为可信。从文中部分段落,我们即可看到,他对工人的境遇抱着甚为同情的态度:,中国工人生活状况不论在哪个工厂,都是很困苦的。不过各工厂情形稍有不同罢了。今请造币总厂的工人,(把)生活状况说说:该厂工人每日工资平均不过大洋三角五分,若每日在厂用膳—次,还要费洋五分,二次—角,汤肴还要自备(厂中只备饭无菜)。所以,每日即以食事一项而论,一人至少须费洋一角五分了。自己还有另用在外,又还有家庭要养,所以,其余的二角工资,实在难以支持一切了。故该工人等,无不口有怨言,痛感生活的困难。,又,该厂工作时间,平均计算每日十小时已经不少了,还日日有所谓加工,常使工作时间延长至十三四小时的,全不问工人体力和精神是否来得及,是否合于人道主义。所以,该厂的工人因为加工时间过多,劳动过度,类多鸠形鹄面、颜色枯槁,已失人生本来面目,是全无人生乐趣了。,嗳!这是怎么一回事?且该厂为中国政府所设立,更当努力整理,做工厂的模范,如“工人补习学校”该当设立,“工人俱乐部”该当组织,而该厂不特不依此进行,反刻薄工人,轻待劳动,我实不能不为之三叹!,其文还对天津造币厂的造银铜币价目和不合理的管理机制有所涉及。作者指斥天津造币厂管理机制上的明显缺失,且对司空见惯的潜规则深恶痛绝,因此戏称造币总厂为“造孽总厂”。可见作者敢于仗义执言。可贵的是,《新青年》的编者也未担心因此会得罪财政部大员,予以全文刊录,并未删改;既让人读着过瘾,也便于公众了解实情。,总之,这篇文章的史料价值很高。它不仅介绍了天津造币厂在机制币生产过程中技术先进的一面,也反映了该厂工人的真实境遇。尽管造币厂工人与当时其他企业的工人比较起来,还不算最艰苦——还有些福利待遇,但也处于在水深火热边缘挣扎的窘迫之中。,作者站在时代前沿看问题,敢于为工人说话,而且能站在人道主义角度上,为改善工人的精神生活、提高工人职业素质鼓与呼,实为难得。尤其是作者提出的设立“工人补习学校”和“工人俱乐部”的建议,颇具前瞻性。这篇文章对促进造币工人觉悟,提供了强有力的舆论支持,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罢工斗争风起云涌,从反抗到革命觉醒,20世纪20年代前后,天津造币厂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迟迟上不去,也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处境越来越艰苦,而且也看不到改善的希望。对此,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7月8日发表题为《天津的社会》的调查报告载:“天津造币厂工人约有三百余名,各个人浑身上下都是黑漆一般……一副将破的皮肉、一线将断的灵魂,真不如监狱的囚犯啊!”这哪是人干的活儿呀!,满是辛酸的天津造币工人与管理当局的积怨越来越深。就等着找茬儿爆发的那一天了。,其实,早在1919年7月25日,由谌志笃、马骏、周恩来等引领时代的爱国青年组织和领导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就曾开会决定,深入天津造币厂、津浦铁路工厂等产业工人集中的一些大企业之中,广泛发动工人加入“工界联合会”。就这样,在五四运动和革命青年的影响下,部分接受新事物、新思潮较快的天津造币工人,逐渐提高觉悟:为维护自身利益,也为维护工人阶级利益;为反抗压迫,也为抵制剥削——要有所动作了!,于是,有些工人开始跟工头儿对着干、跟黑暗势力对着干。工人们原来的朴素思维开始日趋活跃、日趋理性,言行也开始日渐成熟。其实,从不自觉地反抗到有组织地斗争,天津造币工人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革命觉醒期。,1922年,以香港海员大罢工为起点,到1923年2月,全国工人罢工斗争多达一百余次,史称民国期间第一次全国罢工高潮。天津造币厂的早期工人斗争就是在这时代大潮中应运而生的。,天津《华北新闻》1922年4月25日载,天津造币厂工人为维持起码生活,向厂长要求预支一月薪金。经几次恳商,才被迫借支。可见,日渐觉悟的工人们开始主动向厂长据理力争了。,这还不算。造币工人们还跟厂长叫板:再让我们当牛作马,不光跟你闹,我们还不干好活儿了呢!据1923年2月10日《华北新闻》载:“天津造币厂工人按例应得到的旧历年关之酬金,尚未发给”“以致各工人无不延颈伫候,如农夫之望岁”“工人因此于本日停工息铸”。当然,场面热闹的“停工息铸”背后,有一股进步的力量在做着支撑;工人是有组织的,这就是“停工息铸”的画外音。,天津《益世报》记载了几次天津造币厂工人罢工及索薪的情况。1924年11月17日天津《益世报》的《造币厂竟陷于停顿》一文载:“员司欠薪已三月,亦未发放分文。又因该厂之停顿,影响西厂炼铜处,亦于日前停工。”天津《益世报》1925年1月8日《关于造币厂之近闻 司员索薪 厂长易人》载:“天津造币厂员司,因欠薪日期甚久,饥寒交迫,呼吁无门。曾在该厂工程处会议,推举代表,赴日界吉野街王桂寿宅索薪。乃王氏以该厂已经停工,监督职务解除,竟不肯负责,置之不理。全体员司大愤,又拟开会讨论办法。”,1925年10月27日,天津造币厂工人再次罢工,这回联络了一千多名工人,规模空前。造币厂本身并没有这么多人,估计还联络了天津炼铜厂的工人。“是夜,一千多工人纷纷要求厂方分给花红,经该厂执事人调解。工人始行散去,然后派人进行具体交涉”。,当时,天津造币厂已外强中干。《益世报》1926年6月7日《造币厂新铸铜币上市》载:“河北大马路造币总厂,因营业不佳,出入未能相抵。历任监督皆以借债觅生活。现该厂负债已达七八百万元以上,现因厂中当有一部分职员并工人百余名,仅能购买紫铜铸造辅币。连日来,该厂所新铸铜元已逐渐发行于市。又,该厂地址宽敞,除尚驻一部分军队外,又以一部分机厂,作为制造迫击炮等类兵器之用云。”是故,即便是厂方妥协了,也只是暂时缓和了劳资双方的矛盾。,革命斗争深入开展,厂内隐藏地下党员,这个时期,天津造币厂工人反抗压迫的积极性越来越高,罢工斗争有声有色,一浪高过一浪。为什么他们能这么有组织性,讲求斗争的策略性,且有理有利有节呢?工人之中肯定得有主心骨,有核心层,说白了就是有挑头儿的。否则,怎么可能把一堆乱麻拧成一股绳儿呢?,原来,天津造币厂里有中共地下党员。据这个时期的地下党员回忆,天津造币厂里隐藏着“大共产党”——“当时的天津市长崔廷献是个老官僚,两面派,曾留学日本,各种理论他都研究,也懂一点马列主义。我当时是以左派人物面孔出现,没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经常同他谈些马列主义的理论,他也愿意听。……宪兵司令袁庆曾曾对人说,他们明知我与造币厂的胡熙庵是‘大共产党’,但没办法……”(张友渔《我在天津从事秘密工作的片断回忆》),从宋少初、张友渔等亲历者生前撰写的回忆文章中,我们可以得知当时天津造币厂的总务科科长胡熙庵,即被称为“大共产党”;当时(1928年12月)顺直省委特种支部的成立大会就是在胡熙庵家中进行的,胡熙庵还被选为该支部的支部书记。,所以说,以中共地下党成员为主心骨形成的革命势力、进步组织,就是有力领导造币工人且促使他们实现革命觉醒的中坚力量。,天津党组织成立后不久,尤其是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天津造币厂就已纳入共产党人的视线了。地下党组织有针对性地在天津造币厂工人中开展工作、发展积极分子。,天津《益世报》1925年6月16日、6月22日载,天津各界二百多个团体、十万群众举行第二次全市反帝爱国群众大会。“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工人共募捐有几万元。工人收入微薄,但支援阶级兄弟则尽力相助”。其中,“天津造币厂工人捐款一百零一元”,天津造币工人还致函“上海阶级兄弟”说:“杯水车薪,聊补万一,兄弟之责,义不容辞”。显然,如果没有有效组织和斗争经验的话,天津造币工人即便有此义举,也不大可能想到通过主动写信来扩大社会影响。,天津造币厂党支部是何时成立的,开展过哪些工作?都需深入查考。不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天津这样的北方大商埠、军阀桥头堡、国统大城市中,除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党员的活动一度有所公开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开展阶段性的地下斗争。天津造币厂的中共党员也是如此。,白色恐怖、血雨腥风,要发动工人干革命,谈何容易?尤其是对于造币厂来说,更难。毕竟造币行业是国民经济命脉的一个重要环节。清末以来,各个时期的统治者都对此把持得很严格,岂容志存高远的中共党员染指?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当下地下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残酷性与曲折性,在造币厂中同样也存在着。不可否认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中共在造币厂等天津大企业的活动也陷入低潮。,1927年,中共北方区委遭奉系军阀破坏后不久,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共顺直省委。随即,组织工作重新开始,且不断加强。天津党组织陆续恢复,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共顺直省委为推动工人运动向纵深开展,恢复了天津造币厂党支部。,不过,在这个时期,天津造币厂的工人队伍因国内金融货币形势的变化,呈急剧下滑趋势。当初那种一千多号工人浩浩荡荡地行进路上的场面难以再现了。,1928年12月,中共中央致函顺直省委,重申:“天津是省委所在地,省委必须兼天津市委。”1929年春,中共顺直省委决定,天津地区及一百里范围内所有党组织均归省委兼管,为的是进一步改进省委及各级组织的关系。根据省委决定,天津工作以河北一带为中心,而天津造币厂就地处河北中心地带的大经路沿街。天津市内,陆续分为河东、河北、下边、租界等4个区委。,1929年4月14日,中共顺直省委给党中央的信《全省工作情况及省委本身工作》载:“现在,我们组织的有好几个委员会,但参加人,我们尽量的找在业同志及天津工作人员。”其中,“农委由五人组织之,是清玉(省常委候补)、叶尚玉(尚为教员)、何风林(造币厂工人)、阎怀聘(河东区委委员)及‘C.Y.’一人。清玉任书记,善至任秘书。开过一次会,只讨论了本身任务。”顺直省委农民运动委员会是1929年4月8日成立的,郝清玉任书记。“善至”即叶善枝(原名叶宝成)。“何风林”即何凤林。这表明,天津造币厂工人也已成长为骨干。,陈潭秋《中共直隶省委最近工作状况(1929年6月2日)》载:“我们在天津有十六个支部(其中产业支部五个、手工业支部四个、店员支部一个、教员支部二个、学生支部一个、特别支部一个、省委支部二个)。产业支部有津浦、平奉铁路工人支部,裕泰工人支部(应为裕大工人支部)、振兴烟厂工人支部和造币厂工人支部(造币厂在几星期前已关闭)……天津的警察、士兵中也有支部。”,但是,天津造币厂关闭仅是暂时的。天津《益世报》1929年6月25日《造币厂昨举行光复一周年纪念会》载:“昨日(二十四日)为天津光复后,造币厂一周年纪念之期。纪念大会与本次纪念周同时举行。全体职员行礼如仪。首由厂长薄以众致开会词及报告一周年经过情形,并颁有手谕,勉励全厂员司,力戒虚糜,共策进行,极力团结,及继续奋斗,勿以年来环境不佳,遽萌失意,务须振刷精神,努力工作,以打破一切难关。”,天津造币厂工人党支部的具体成立时间尚不清晰。据《河北党史资料汇编(1919—1949)》载,1929年10月至1930年2月,徐文雅(徐彬如)担任天津市“河北临时区委书记”。在此期间,他领导恢复组建了几个基层党组织,天津造币厂党支部即为其中之一。据此判断,天津造币厂党支部的成立时间,约在1928年至1929年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天津造币工人也备受感召。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刘少奇于1936年受党委派来津改组中共中央北方局,当时已改称“冀察绥靖公署修械厂”的天津造币厂,也掀起过抗日救亡运动的微澜。这一时期,天津造币厂并未受到中共地下党的直接领导,但间接引领还是有的。,1936年4月,天津造币厂筹备复工。据天津《益世报》1936年6月29日《新辅币真相大白》载,该厂“目前所用工人共二百余名,多为以往该厂未停工前之旧人”。修械厂当时仍有些规模和影响,工人队伍仍是中共党组织的争取对象。而且,距天津造币厂不远处的河北法商学院、河北高工学院、扶轮中学等学校里,师生群情激昂,中共地下党组织有力,救亡运动活跃。这对提高造币厂工人的抗日救亡意识也都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总体而言,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时期的天津造币厂的工人运动比较活跃。显然,这与中共地下党员的有力组织与领导是分不开的。,图①天津造币工人正在工作的场面,图②天津造币厂门楼外景,图③《新青年》1920年第七卷第六号所载《天津造币总厂底工人状况》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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