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的悲哀:真宗的武举计划也未能改变北宋的崇文抑武

原标题:武士的悲哀:真宗的武举计划也未能改变北宋的崇文抑武,【编者按】,鉴于唐末及五代武人专权,北宋崇文抑武,使得军事积弱,最终导致灭亡。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峰在《武士的悲哀》一书中,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开始讲起,剖析了北宋崇文抑武的现象。近日,该书再版,澎湃新闻经授权摘录其中一章,标题为编者所拟。,/wp-content/uploads/2021/04/i6vAbu.jpeg插图,宋真宗赵恒(998-1022),真宗登基之初,为了向天下表示朝廷的权威,曾通过下达诏令的形式对武备给予了一定的重视。随后,他又亲自举行大规模的阅兵仪式,亲赴河北大名城坐镇指挥御辽战役,他还在做天子的第三个年头,下诏开设武举。这一切似乎都给朝野传达了年轻天子有重整军备的志向,这给关注国家军政的人来说无疑带来了一线希望,尤其是武举更对有意通过投军来实现个人抱负的人,不啻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喜讯。,通过武科考试的办法为军队选拔武官的制度,最早出现于唐朝武则天时,以后该项制度逐渐湮没不闻,军官依旧从官员子弟,特别是将门之后以及军兵中录用。当然,那时也有一些文人“弃笔从戎”,加入了武臣的行列。太祖、太宗年间,由于经历过战场洗礼的武将甚多,加之朝廷开始提倡崇文抑武的国策,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再扩大武人升迁的途径。至第三代天子统御天下之日,面对边患日益加剧的局面,才感到军队人才奇缺,昏老庸懦者充斥营伍,于是想到了恢复武举的办法。,咸平二年(999年)十一月中旬,真宗令有关机构讨论举办武举的事宜。次年二月一日,又由御史台向全国各地转运司下达公文,要求各路在五天之内将员外郎级别以下文臣中“有武勇才器堪任武职”者举荐上来,然后由朝廷安排这些人到边防前线做地方官。 [1]不久,再令翰林学士、知制诰及馆阁儒臣等熟悉典制的文官考定武举、武选人做官的资序旧制。在咸平三年(1000年)四月间,河北路便推荐了三十名有武干之才的举人,真宗在宫中对他们的武艺进行了测试,将其中合格的十八人授以三班借职的低级军职。 [2],然而,以上措施作用毕竟非常有限,有关的讨论及命令虽然风行一时,却很快没有了下文。因为很多文臣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这些举措既不符合实际,又在时间上过于仓促,有失周密考虑。如吏部郎中、知泰州田锡就指出:昔日从朝臣中选出过多名有武勇之名的人,结果并无实效,而如今文官中尚武者既少,纵然有这样的人,他们也大都不愿转为武职,反不如从现有各级武臣中选用为便。至于录取标准,应以谋略为上,武功次之云云。 [3]于是,一套选拔武官的制度便在酝酿过程中搁浅了。,正像喜好议论时政的田锡所说的那样,文臣有文化知识,却不愿转入武官之列;武将们虽不乏勇气,然则不通文墨,缺乏用兵谋略,这种现象显然极大地影响了军队各级指挥员素质的提高。但假如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将优秀人才吸引到军旅中去,势必就要在朝野上下树立崇尚军功的观念,也势必要抬高将领在朝廷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说起来,这样的做法在昔日并不少见。,在战国时代,秦国为了灭亡六国,推行了二十级军功爵制度,也就是说,一切地位财富的获得,都有赖于战场上的功业大小决定。这便使得国人乐于冲锋陷阵,以斩杀敌人为荣,遂使关东诸国望风披靡,视秦国为“虎狼之国”。汉王刘邦为了争夺天下,亲自筑坛,拜韩信为大将,当时典礼之盛,无出其右,文臣谋士的待遇与其相比,便大为逊色。于是,便有了兵围垓下、项羽自刎的结果。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数百年争雄岁月里,各方君王无不崇尚武功,俊杰之士也以从军为荣。诸如曹氏父子和司马家族以武力平海内、经学大师杜预以镇南大将军身份出征东吴、名士祖逖闻鸡起舞等,不一而足。此时还出现了《木兰辞》中描写的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感人故事。即使到了近世唐朝,李家天子也目将帅为擎天柱石。贞观之时,军界首脑李靖和徐世出将入相,如汉代大将周勃等人一样,在征伐之余以宰相的身份主掌国政。正因为如此,那时文士“投笔从戎”之风甚强,初唐才子杨炯有“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名句,抒发了自己向往博取战功的志向。张若虚在《从军行》中咏道:“军门压黄河,兵气冲白日。平生怀仗剑,慷慨即投笔。”就连李太白也勉励外甥以军功立业,所谓“六博争雄好彩来,金盘一掷万人开。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回”。多么豪壮的语言,淋漓尽致地挥洒出诗人周身不尽的阳刚气息,也自然地反映出当时崇尚军功的社会风气。,五代时期无疑是武夫跋扈的年代,当时,大小军阀为了壮大个人势力,都拼命招兵买马,无不以能征善战者为时代英雄。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各方诸侯为了防止士卒逃亡,又开始推行刺字制度,即在士兵面部鬓角位置或者手臂上刺下所属队伍番号名称,如后梁太祖朱温对部下“皆文其面以记军号”。这样一来,士兵一旦逃亡,便很容易被识别、抓获。 [4]刺字在五代时作为约束军兵的一种办法,可以说已含有某些歧视的成分。然则在武风烈烈的岁月里,骁勇的武士常常有比普通人更多的出人头地的机会,所以,刺字倒未受到世人的过多议论,从军也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险途。如当时就有像前述焦继勋、辛仲甫等那样的弃文从武的文人学子,在军营中获得了施展抱负的机会。 [5],/wp-content/uploads/2021/04/J3ymM3.jpeg插图(1),《汴京宣德楼前演象图》。北宋时,皇室每年都要在京城汴京的宣德楼前举行盛大的车骑演象活动,以示与民同乐,普天同庆,然而,到宋朝建国后,经太祖后期,特别是太宗一朝重文轻武国策的推行,宋朝的尚武风气迅速收敛,不仅往昔“出将入相”的现象不再出现,而且将帅们还被排挤出权力中心,从而受到文臣的压制。像深谙世情的大将曹彬,在街上与文官士大夫们相遇时,就主动为对方让路。 [6]至于士兵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几乎可以与罪犯相提并论。按照当时司法制度规定,大部分重罪囚犯在发配到外地服刑前,必须在面颊上刺字,以防逃亡。而这种刺字的形式竟与军人相同,正如后世小说《水浒传》中描写的林冲、杨志等人刺配的情景。与此同时,朝廷有时也将某些犯人刺为下等军人,如厢军中的牢城营士卒之类,所谓“牢城指挥,以待有罪配隶之人”。 [7]如此一来,军兵在世人眼中便成了“行伍贱隶”。宋朝人就曾这样说道:朝廷沿袭五代刺字旧习,使之成为常法,士卒竟无法与齐民相等。 [8]于是,在太祖后期,就出现了这样一幕:,开宝九年(976年)初,各地奉命向朝廷推荐了四百七十八名举人,其名目为“孝弟力田”及“文武才干”等,其中仅濮州(治所在今山东鄄城北)一地就推荐了二百七十名之多。太祖对此感到奇怪,就将这些举人召入宫中询问,结果发现他们都大不如意。举人们眼见天子流露出失望的表情,又不愿放弃入仕的机会,遂纷纷声称自己可以操练兵器。太祖听罢,便下令让他们演练骑射。然而,情况却依旧令人失望,表演者不是坠落马蹄之下,就是将箭镞不知射到何处。看到眼前可笑的场面,太祖生气地对众人说:你们只能到军营当兵。举人们一听,都不觉号哭起来,一再请求天子开恩,免去自己兵籍之苦。太祖最后下令将他们遣散,对地方官追究了滥举之罪。 [9],太宗朝以后,武人地位日渐下降,更受到文臣的明显轻视。真宗登基初,就有朝士向天子上言:当今主将仅有一夫之勇,在边防上少有功勋。因此,这位文官建议朝廷任用儒臣管辖军兵。 [10]据记载,景德初还出现了一件颇为古怪的事:尚书左丞陈恕在临终前由于对长子极为不满,遂向天子诉说其长子常与无赖交友,平时又唯独喜好习武,所以请求将其黜为外州军校。不过,真宗并没有答应陈恕的要求,因为天子认为军校仅仅是管理镇兵之职,如何能让丞郎以上的文臣子弟去做?所以,朝廷还是授给陈恕长子某州司马的文职。陈恕何以会有如此举动?事后经知情人反映,才真相大白。原来陈恕生性极吝啬,其长子私用了他的钱,于是他大为光火,为了惩治眼中的不肖之子,他便想出将其打发到军职上的办法,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怒气。 [11]不承想,天子对文官大臣极为礼遇,不愿让他们的子弟湮没于军营之中,这便使陈恕教训不肖之子的意图落空。,正是在开国以来天子及朝臣们的精心筹划与治理之下,大宋的军官日渐变得谨小慎微及恭顺谦和起来,其头面人物如傅潜、王超及次一级的王荣之流,已成为当时武将的集中代表。这样一大批将领虽早已被证明有庸懦无能的痼疾,但因为易于驾驭,没有非分的志向,所以仍继续身居高位。直到他们损兵失地、国人皆曰可杀之时,才被暂时解除职务,却终究不至于有性命之虞,日后则还有东山再起的希望。还有一些开国功臣的子弟,如石守信之子石保吉、王审琦之子王承衍等,依凭父辈功勋而轻取显赫官爵,手握节钺,却同样贪图享乐,怯于作战。咸平二年(999年)天子亲征期间,石保吉任贝州(治所在今河北清河西)和冀州(治所在今河北冀州市)方面统军大帅,受命迎敌。但他却有意缓师而行,致使延误了战机。 [12]这些贵胄子弟纵然在战场上有失职行为,也同样不会受到什么惩处。相比之下,那些不识时务、舍身沙场的将官,或难以升迁,或受到排挤,遂又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当时武臣的悲哀,并且是真正的武士的不幸。,太宗朝抗辽名将杨业不幸战死后,他的后代继承了他的遗业,继续投身保卫北疆的战场。在杨业的诸子中又以杨延昭最为著名,他同样以卓越的战绩而成为真宗朝名将。杨延昭本名延朗,自幼受家庭习武之风影响。稍长之后,他便随父亲出征代北各地,以勇武冠于三军。父亲遇难后,他被朝廷提拔为崇仪副使,开始在河北前线与内地担任军职。 [13],咸平二年(999年)秋,在抗击契丹大军南犯期间,由于河北主帅傅潜等人拥兵自守,致使辽军长驱深入,众多边镇失守。就在当时前线一片残破的局面下,唯有杨延昭与少数几个将领敢于顽强抗击,给辽军以重创。,这年冬,杨延昭以保州(治所在今河北保定)缘边都巡检使的身份防守遂城(今河北徐水西北)。当时,遂城只是边境上的一座小城,城防条件极为有限。当契丹大军兵临城下时,城内一派惊恐。面对强敌的围攻,杨延昭并没有畏惧,而是积极组织防御,他将所有的壮年男子都安排上城头,发给兵器和铠甲,他自己则往来各处亲自指挥。据记载,此时,契丹国母萧太后亲临阵前督战,一连数日猛攻不已。就在形势万分危急之际,天气骤转严寒,杨延昭遂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破敌办法。当天夜间,他命令所有人都到城中各井挑水,然后将井水泼洒到城墙的外壁上。次日天明,小小的遂城已被坚硬光滑的冰包裹起来,攻城的辽军无可奈何,只得撤退。在敌军撤退时,杨延昭乘机率军出击,缴获了对方遗弃的不少甲仗。 [14]此次守城之役,杨延昭能出奇制敌,以少胜多,足以反映大宋军队中仍不乏有胆识的将官。,/wp-content/uploads/2021/04/nM77Vb.jpeg插图(2),杨延昭注水冰城,遂城之役后,杨延昭与其他一些将领一再要求主帅傅潜发兵反击,都遭到压制。傅潜被罢免后,杨延昭应召赴大名行营,向天子陈说了守边的各项建议,深得真宗赞赏。天子对随行的王公大臣们赞扬他身为名将之后,“有父风”,善治兵守边,又授予其刺史军衔。 [15],咸平四年(1001年)冬,杨延昭又与杨嗣、李继宣等勇将在威虏军(治所在今河北徐水西北)大败南犯的辽军,再以战功升任团练使衔。一时,杨延昭与另一将领杨嗣名扬北疆,被世人称为“二杨”。朝廷毕竟还是需要戍边将领,所以真宗对宰臣们说:二杨都出外守边,以忠勇效命朝廷,朝中嫉妒二人者甚多,朕尽力保护,才能使他们获得如此功绩。 [16]天子一席谈,正反映了当时庸懦武官遭人蔑视,而功勋卓著的将领又受朝官嫉妒的事实。,第二年,杨延昭与杨嗣领兵增援保州时,因行动匆忙,受到辽军的偷袭,损失了不少士卒。自古兵书就有“胜败乃兵家常事”的说法,而杨延昭在当时宋朝战将中已是失利极少的武官,但朝臣们却纷纷要求追究他的罪责。杨延昭与杨嗣遂被召至京师,面临问罪惩处。以后,真宗考虑到前线军情紧张,像二杨这样的骁将并不多见,才免除对他们的追究。 [17]咸平末,杨延昭再度出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继续与杨嗣驻守前线。,景德元年(1004年)秋冬,辽军大举南犯期间,杨延昭与另外几位将官受命领精锐骑兵牵制对方,取得了一定的战果。当澶渊之盟正在酝酿之际,杨延昭上书天子,指出辽军孤军南下澶州,远离其后方千里,人困马乏,故其虽然数量众多,却极其脆弱,况且对方掠夺的财物、人口也在军中。所以,他希望朝廷能诏令各路兵马扼制敌军退路,寻找时机出击掩杀,一旦在内地消灭对手主力,则燕云地区可以乘势收复。杨延昭的建议不可谓没有道理,假若真正得以实施,完全有可能取得抗辽战争的重大胜利。但这需要何等的胆魄和勇气,也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而这些在文弱的真宗皇帝及其大臣们眼中,是根本不符合现实的疯狂想法,其所冒的风险实在令人望而生畏。因此,朝廷把杨延昭的上奏压了下来,不予答复。杨延昭送出奏书后,久久得不到回音,他不愿失去机会,遂乘辽军后方空虚之际,率领自己的部属深入北境,攻破对手一座城池,也抓获了许多敌军的战俘。 [18],澶渊之盟订立后,杨延昭历知保州兼缘边都巡检使、高阳关副都部署等军职,官衔则迁至防御使。从此,他驻守于城镇之中,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地方,所谓“英雄无用武之地”。而对于处理案牍吏事,杨延昭既无兴趣,也不精于此道,日久天长,遂为手下奸吏蒙骗,出现了不少的问题,他因此受到过真宗的训诫。,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杨延昭死于任上,时年五十七岁。史称杨延昭舍身报国,从不过问家事,“智勇善战”,严于治军;又能与军兵同甘共苦,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将朝廷赏赐的资财都分给部下;每次获胜,他都推功部属,所以人人都乐于听命。杨延昭前后戍边二十余年,声名威镇塞北,辽军也颇惧与其交手,称他为“杨六郎”。 [19]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名将,在仕途上却没有像傅潜、王超及石保吉等一大批无能之辈那样得意,至死不过是防御使官衔,离授以节钺尚差两道鸿沟,而且最终的结局也如呼延赞一样,不得死于向往的沙场,而是默默无闻地病故于平静的家中。这对于那些慷慨骁勇的武士来说,实在是壮志难酬,如同一场悲剧。至于杨嗣的结局,则与杨延昭几乎如出一辙。 [20],值得一提的是,杨延昭去世后,其子杨文广继续从军,在仁宗和英宗年间屡次出征,南讨北伐,战功卓著。杨文广官至防御使,出任过侍卫步军都虞侯兼定州路副都总管等军职。据记载,他也像先辈那样献过攻取燕云十六州的策略,但同样未得采纳。 [21],与杨延昭、杨嗣的结局相比,马知节与高琼要幸运得多。但此二人也屡受文臣压制,难以在国防重大事务上有所作为。,马知节本为太祖朝武将马全义之子,幼年时父亲亡故,他度过了孤苦的少年时代。以后,他以父萌补官,并获得了太宗皇帝赐名。年轻的马知节从军后,与当时许多粗野的武将不同,他喜好读书,颇有谋略。雍熙三年(986年)冬,就在第二次北伐失败不久,大将刘廷让又在河北君子馆惨败。当君子馆战败的消息传来后,正以东头供奉官身份任博州(治所在今山东聊城)监军的马知节,为了防止敌军来犯,便火速动员当地军民修缮城垒,准备军械和刍粮,前后花费了十余天时间备战。当时,地方官民都认为他无事生非,对其所为表示不满。然而,正如马知节所预料的那样,各项城防守备措施刚刚完成,辽军战士便抵达城下。敌军因见无机可乘,只得撤走。于是,众人对马知节都感到叹服。 [22],在太宗朝后期,马知节先后在河北、陕西及四川等地做官带兵,以严于治军、勇于进攻而出名,颇得天子奖赏。,真宗登基后,马知节又在西北的秦州(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和延州(治所在今陕西延安)等边镇任职。在秦州期间,他释放了被拘押两年多的羌族人质,感化了边陲少数部族,化解了冲突。到延州任知州兼驻军指挥官后,他除了加强守备力量之外,还以过人的胆识震慑了党项人。据说,在某次上元节(即元宵节)之日,西夏军队准备来犯延州城。马知节闻听后,下令在当晚照常张灯,并将城门大开,“累夕宴乐”。结果,兵临城下的敌军惧怕城中有埋伏,遂仓惶撤走。 [23],景德初,真宗亲征澶州期间,马知节正在河北前线的镇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任知州。当大批难民向城内逃亡时,他为了防止因混乱而产生影响城防的后果,便对百姓公布了禁止偷盗的文告,凡有敢于违令者,即使仅偷盗一文钱,也格杀勿论。不久,一个窃取两百钱的犯人被当众斩杀,“自是无敢犯者”。他还颇为心细,看到宦官手持天子诏书出没边镇,认为这样既不安全,也容易被敌人利用,便每次将出使到自己辖区的内侍留在城中,而另外派勇健者走小路向各处传达朝廷旨意。当真宗从澶州征召驻兵于镇州的王超增援行营时,王超因畏战而迟迟不敢行动,马知节遂屡次催促大帅出师。王超不得不答应出兵,却又以途中河道无桥梁为借口,继续逗留不前。于是,马知节调集大批人力和工程材料,在一个晚上就将大桥建成,使王超再也找不到滞留的理由。 [24],宋朝与辽国议和后,马知节历任知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州)、枢密都承旨等官职,于景德三年(1006年)升任签书枢密院事。几年之后,他又转任枢密副使。在此期间,以知枢密院事、枢密使王钦若为首的一大批文官大臣迎合天子厌战心理,从事各种大规模祥瑞活动,从而忽视国家武备发展,使将帅进一步受到冷遇。作为军人出身的马知节,深知长此以往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所以他对王钦若的做法颇为不满,多次在各种场合呼吁:“天下虽安,不可忘战去兵。”并向天子表示自己年齿未衰,尚可以拼杀于战场,一旦边防有警,愿领兵出征。真宗对他尽忠报国的志向表示理解,特下令为其打造了一副钢铁锁子甲, [25]但没有改变朝廷的大政方针。,性情耿直的马知节眼见自己无力回天,遂将一腔怨恨发泄到正得宠的王钦若等文臣身上。史书称,马知节极为轻蔑王钦若表里不一的品行,每每发表与对方不同的意见。在宫中议事时,他常当着天子的面揭发王钦若的虚伪言行。如某年冬日,真宗即兴赋《喜雪》诗一首,赐给近臣。大臣们拜读御诗时发现其中有一处用韵不当的小毛病,宰相王旦打算反映给皇上,王钦若则说:天子的诗,岂能按科场的要求更改!不承想,王钦若退朝后却私下将错误报告给天子。真宗素来重视文翰,便马上修改了失误,并传谕二府大臣:前次所赐之诗,如果不是王钦若发现了问题,几遭他人耻笑。厚道谨慎的王旦只能默不作声,但马知节却向天子说明了事情的真相。然而,真宗并没有因此怪罪王钦若。 [26]据说,当时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在东封泰山期间,为了表达对上天的诚心,真宗与随行官员在饮食上都绝去荤食。封禅典礼结束后,真宗向王旦以下臣僚表示慰问:你们久食蔬菜,不容易啊!大臣们自然都拜谢一番。谁知,马知节却不顾众人体面,对天子说:素食者仅陛下一人而已,王旦等大臣和我同行,我知道众人无不私下吃肉。他转身对大臣们问道:我说的是不是事实?王旦只得承认:诚如知节所言。 [27],发泄怨气虽能稍平心中不快,但终究无济于事,而文官大臣们更以武人粗率、不通世情看待马知节,遂使他在当时朝中愈加郁郁不得志,受到众人的冷遇。,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夏,一批武将在平定南疆叛乱的战争中立下大功,枢密使王钦若与陈尧叟仅仅商议给予转一官资的奖励。马知节深知作战的艰险,对高卧京城内的文臣的决定强烈不满,要求行重赏激励武臣。双方互不相让,于是行赏的事久议不决。马知节再也压抑不住胸中的积愤,便在朝堂上当面揭露王钦若的各种问题。随后,也许是心虚的缘故,王钦若在未奏明天子的情况下,又擅自超迁立功将领。结果,真宗闻知此事后勃然震怒,将马知节与王钦若、陈尧叟同时罢免。马知节从枢密副使的要职上下来后,仅授以防御使官衔,被贬到地方做知州。 [28]王钦若、陈尧叟这两位文官大臣则被暂留在开封城,不久又官复原位。 [29],此后,马知节在潞州(治所在今山西长治)淹留了三年之久。天禧初,他才被召回京师,重新进入枢密院。但此时的马知节已心灰意冷,不久便以生病为由向天子递上了辞呈。于是,在重返中枢半年之后,他又被任命为河北地方官兼管当地驻军,其军衔被提升为彰德节度留后,却仍未获得节钺。马知节赴任前夕,真宗看到他憔悴的面容,动了怜悯之心,遂让他到本镇赋闲休养。据说,当朝廷发布有关他的任命诏令后,彰德节镇所在地的上党(今山西上党)和河北的老百姓都争着来迎接他。 [30],天禧三年(1019年)八月中,马知节终于在极其郁闷的心情下病死于上党,时年六十五岁。消息传到皇宫,真宗表示了悼念。有关机构会商后,报请天子批准,追赠其“侍中”的荣誉官衔和“正惠”的谥号,却唯独没有援引昔日对待功勋老将的惯例,追授他节度使的军衔。真宗或许也没有注意到文官的这一失误,好在世人并没有忘记这位抱恨而亡的高级将领。南宋人修史时,便依据当时的公论对马知节做了如下评价:习兵事,善方略;涉猎诗文,与名士相交;抑制豪强,抚孤弱;性刚直,敢言无讳,并无自卑之心等等。最后,史家总结道:马知节身上所拥有的以上品质在当时武臣中颇为罕见。 [31],真宗朝另一位著名大将高琼,在仕途上虽比马知节顺畅,但同样受到文臣的压制,壮志难酬。高琼早年本为乡里恶少,因盗而被捕,行刑前逃亡,从此投军。太宗任开封府尹时,听说他骁勇异常,遂将其召入麾下。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关系,高琼在太宗称帝后迅速获得升迁。但是,高琼与藩邸同辈傅潜、王超等人风格有所不同,他性格外露,遇事敢言,驭下颇威严。太宗朝后期,他屡迁至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保大军节度使。 [32],/wp-content/uploads/2021/04/ZjY3ui.jpeg插图(3),高琼像,真宗登基后,高琼继续负责河东北部防务。咸平时,亲征大名的真宗皇帝因傅潜畏惧避战,派高琼单骑赴河北大营取代了傅潜。此后,高琼升任殿前都指挥使,调回京师典军。景德初,他代表军方主战将领坚决支持宰相寇准,在促使天子御驾亲征的行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时,为了坚定真宗进驻澶州北城的决心,高琼怒斥了许多文臣的消极退让的主张,还说出了令文官难堪的话语。事后,真宗让寇准带话给他:你本是武臣,不要强学儒士说那些经书语言。 [33]由此可见,真宗皇帝对高琼当时的表现并不很欣赏。,高琼没有马知节那样高的见识,也没有资格进入二府议事。然而,他在恪守武官职责方面还是做出了努力,使君臣在景德初年的抗辽活动中听到了不屈军人的呼声。另外,高琼作为军队代表人物,也为维护武将的名誉和利益呼吁过。如在景德二年(1005年),因为与辽方议和成功,李继迁之子、西夏新首领李德明又归顺,所以朝廷开始延长一部分禁军军士的升迁期限。后来,经过高琼的呼吁争取,这一规定才被取消。,但是,在边防形势缓和以后,天子与大臣已在思想上放松了对武备的重视,高琼和马知节等将帅自然受到冷遇。景德三年(1006年)年底,高琼身染重病。据史书记载,真宗为了表示对忠心耿耿担任多年禁军大帅的安慰,曾打算亲临其家探视,然而却遭到了宰相的劝阻。 [34]史籍没有提到这位宰相的姓名,但通过其他文献的记录,不难知道当时的宰臣只有一名,即王旦。 [35]王旦为什么要阻止天子幸临高府,其原因不得而知,最有可能也最接近史实的解释便是:高琼乃一介武夫,皇上大可不必屈尊探望。也许是真宗被宰相的话语说动了,便中止了这次行动。于是,高琼在期待中死去,时年七十二岁。 [36]值得一提的是,咸平时,故相吕端病死前,真宗曾亲临吕府慰问。景德初期,宰相李沆和毕士安亡故前后,真宗也亲自去两家探视, [37]朝臣们并无人劝阻皇帝,反而视此举为天子贤明慈爱的一种表现。以后,王旦自己病重之际,真宗又亲至其家抚慰,并一次赏赐给五千两白银。 [38]但对武人而言,在他们看来,这样做便过分了。,注释,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咸平三年二月辛酉,第992页。,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咸平三年四月甲寅,第1010页。,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咸平三年三月丁未,第1002-1003页。,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开平元年十一月甲申,第8687页。,5.(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六一《焦继勋传》,卷二六六《辛仲甫传》,第9042、9178页。,6.(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五八《曹彬传》,第8982页。,7.(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一八《兵防类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84册,第275页。,8.(宋)苏洵:《嘉祐集》卷五《衡论下·兵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4册,第874页。,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开宝九年正月癸未,第363页。,1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咸平二年十二月丙子,第977-978页。,11.(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六七《陈恕传》,第9203页;(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六,景德元年五月壬寅,第1237-1238页。,1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咸平二年十一月丁卯,第972页。,13.(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七二《杨业传附杨延昭》,第9306页。,1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咸平二年九月壬寅,第964页。,1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咸平三年正月癸未、乙酉,第984、987页。,16.(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七二《杨业传附杨延昭》,第9307页。,1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二,咸平五年五月丙辰,第1134页;(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六0《杨信传附杨嗣》,第9017页。,1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二月乙未,第1297页。,19.(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七二《杨业传附杨延昭》,第9307-9308页。,20.(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六0《杨信传附杨嗣》,第9017-9018页。,21.(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七二《杨业传附杨文广》,第9308页。,2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雍熙三年十二月乙未,第626页。,23.(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七八《马全义传附马知节》,第9451-9452页。,2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九,景德元年正月甲寅,第1308页。,25.(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七八《马全义传附马知节》,第9452页。,2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二,大中祥符七年六月乙亥,第1882页。,27.(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七,第144页。,2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二,大中祥符七年六月乙亥,第1882-1883页;(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七八《马全义传附马知节》,第9452页。,29.(宋)徐自明著,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卷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4页。,30.(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七八《马全义传附马知节》,第9452页;(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四,天禧三年八月乙未,第2164-2165页。,31.(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七八《马全义传附马知节》,第9452页。,32.(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八九《高琼传》,第9691-9693页。,33.(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六,第114页。,34.(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八九《高琼传》,第9694页。,35.(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一0《宰辅表一》,第5438页。,36.(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八九《高琼传》,第9694页。,37.(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八一《吕端传》、卷二八二《李沆传》、卷二八一《毕士安传》,第9516、9540、9521页。,38.(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八二《王旦传》,第9552页。,/wp-content/uploads/2021/04/z6jeua.jpeg插图(4),《武士的悲哀:崇文抑武与北宋兴亡》,陈峰/著,重庆出版社·华章同人,2021年3月版,(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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