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星堆的“宝贝”说起

原标题:从三星堆的“宝贝”说起,//www.laotangls.com/wp-content/uploads/2021/04/dedea4ba179b40a099d792c340c67d99.jpeg插图,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海贝,图片来自三星堆博物馆官网,“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自1986年第1、2号祭祀坑发掘以来,三星堆的热度经久不衰。时隔35年,近日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让三星堆重新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目前,已新出土文物500余件。在此前所发掘的三星堆1、2号祭祀坑中,青铜神树、铜立人、纵目面具、太阳轮、黄金权杖……这些珍奇瑰宝的确令人叹为观止。相较于这些青铜器、玉器、金器等一众精美文物,有一种并不起眼,却又颇为特别的遗物,那就是海贝。,装在青铜器里的海贝,1、2号祭祀坑里均出有海贝。这些海贝出自6件青铜器内:1号坑有3件(1件龙虎尊、2件铜头像),2号坑有3件(2件铜尊、1件铜罍,其中铜罍已残)。经鉴定,这些海贝的品种基本上为货贝和环纹货贝,少量为虎斑纹贝。值得注意的是,在1号坑的一件铜头像(编号K1:11)内,跟海贝共出的还有1件玉琮和1件虎形金箔饰;在2号坑的一件铜尊(编号K2②:146)内,跟海贝共出的还有1件玉璧;另外,这些青铜器中2号坑的两件铜尊还涂朱。这些海贝大多磨有穿孔。,这些海贝不但装在精美的青铜器里,而且有些还是与玉器和金器一起放入,由此可见,在三星堆遗址先民眼中,它们是何等珍贵!当这些海贝与玉礼器同出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能想到《尚书·盘庚中》“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之句。孔颖达疏:“……贝是行用之货也,贝玉是物之最贵者,责其贪财,故举二物以言之。”将贝与玉并举,可见在盘庚时代就已经视此二者为极贵重的财货。三星堆1、2号祭祀坑的年代相当于中原殷墟时期,与盘庚年代相去不远。可见远在蜀地的先民与中原先民在对贝的观念上是一致的。,商周时期的贝,这种情况,在今天看来或许令人不可思议。毕竟跟盛放它们的青铜器和同出的金玉器相比,二者似乎不太协调。要理解这个现象,我们先来了解一个故事。,《史记·周本纪》记载,商代末年,纣王因听信崇侯虎之谗言,将周人首领西伯昌(即后来的周文王)拘禁于羑里。西伯昌的臣属闳夭等人“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这使得纣王“大悦”,不但释放了西伯昌,还赐予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对于营救西伯昌这件事,《尚书大传》《太公武韬》两条文献均言所献之宝物中有“大贝”。彼时,西伯昌已经有一定的势力,被认为对纣王有威胁,纣王好不容易有个借口将其拘囚。但得到诸般宝物之后竟将其释放,纣王之昏聩或许是一方面,然而所献宝物也必须足够珍贵,方能使纣王动心。,这是“贝”在传世文献中所留下的记载。其实在商周青铜器铭文中,有关“贝”的内容更多。特别是在赏赐类铭文中,关于赏贝记载是最多的,并且大多数是单独赏赐。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这种情形最为多见。这种铭文的格式一般如下:“某年月日,某赏某贝,用作某某宝尊彝。”在赏赐类铭文中,赏贝数量往往不会超过十朋,一般是在五朋及以下。有的甚至赏赐一朋也会作青铜器。多少枚贝为一朋,目前尚无统一意见。著名学者王国维、陈梦家和郭沫若均认为十贝为一朋。赏赐虽然不多,却依然能作为作器的因由。,在上古,贝是作为货币来使用的。当贝在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时候,其价值是很大的。这在青铜器铭文里有体现。最为著名的,就是“裘卫四器”中的“三年卫盉”。这件青铜器的铭文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周恭王三年,一个叫矩伯的人为觐见天子,向裘卫先后索取了价值八十朋和二十朋的礼物,作为交换,矩伯分两次付给了裘卫十三田的土地。这里,总价值为一百朋贝的礼品,换取了十三田。在周代,一田为100亩。那么十三田就是1300亩土地。1300亩土地的价值就是一百朋。,贝何以珍贵,货贝属于宝贝总科(简称宝贝)。世界上现生宝贝有大约600种,中国所产的宝贝有142种,隶属于4科、44属。货贝,属于宝贝总科之下的宝贝科、货贝属。货贝属有3个种,在中国所见的有2个种:货贝和环纹货贝,而在中国考古所发现的贝,也主要是这两种。货贝和环纹货贝分布范围是差不多的,根据《中国动物志》,它们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海区,在我国海南岛南端和西沙群岛出产较多。在大陆沿岸,广东省中部虽有发现,但不普遍。这就决定了货贝和环纹货贝必须是从外地引进。此外,宝贝科的生活习性,也决定了不能大量获取。根据《中国动物志》记载,“行动快的每分钟可向前爬行15cm,慢的向前移动仅7mm。当潮水每天有规律地退出后,宝贝类多隐藏到礁石块下面、洞穴内或者藻类丛生的阴暗处。它们是昼伏夜出,每到黄昏夜幕降临后,它们便爬出来活动”。所以,白天一般很难采集到宝贝,到了夜间才会有较多的发现。,金文材料中,赏贝数量最多者,为“朋二百”,而且仅此1例,时代为商代晚期或西周早期。赏贝一百朋者仅3例(子黄尊、荣簋和伯姜鼎,三者分别为商代晚期或西周早期、西周早期和西周中期),五十朋者仅3例(效卣、小臣静鼎和敔簋,三者分别为西周早、中、晚期)。在赏赐类铭文中,就算卅朋也是个大数,仅有7例。若一朋贝为10个,那么赏贝最多者,也就2000枚。,而在考古发现中,单次出土贝最多的,为殷墟妇好墓,有6880个;苏埠屯大墓出土3790个;此后陕西长安县张家坡村的井叔墓M170出贝3510枚;淅川下寺M2,也就4432个,而此墓为楚国令尹子庚的墓;苏州浒山镇真山D9M1出土贝1160个,另有绿松石贝122个,二者同处于一个漆匣内,而此墓推测为春秋时期吴王之墓。由此可见,随葬贝的数量级,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而更进一步。即便尊贵如令尹子庚、吴王者,也并没有因为其身份高贵之缘故而获得更多的货贝。换句话说,从商代晚期一直到春秋战国,货贝数量并没有突破性的增长。,关于三星堆贝的来源,尚未有统一看法,目前有中原说、印度说、“北丝路”说、中南半岛说等等。然而不论是来源何处,这些地方距离蜀地都十分遥远,贝进入蜀地都很困难。所以,因不易得,贝就显得珍贵。这也让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这种表面上价值的“不协调”了。,(作者单位: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作者:黄碧雄,[责任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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