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后,中共险些又最先“第二次长征”

恶魔的遗产:从731到德特里克堡

2020年9月3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哈尔滨市举办了“侵华日军细菌战档案史料专题展”。其中涉及到的日军细菌战部队,包括北京一八五五细菌部队、新加坡九四二〇细菌部队,以及最为臭名昭著的哈尔滨731部队。 1949年12月25日

文 | 关山远

泉源瞭望智库(zhczyj)。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驻肤施。史载,那时迎接的人群从北门一直排到数里外的大砭沟口,锣鼓、唢呐齐鸣,毛泽东衣着简朴,一再向迎接的人群挥手致意,走进了肤施城。

“肤施”就是延安

“西安事情”后,原来占有肤施城的东北军撤出,中共中央进驻,取原延安府名,改肤施县为延安市。今后,延安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央和战略总后方,成为举世闻名的革命圣地。

1月的陕北大地,天寒地冻,但昔时的毛泽东,心情应该是颇为愉快的——长征到达陕北后,之前艰难岁月,终于要告一段落了。

很多人都以为,昔时红军经由二万五千里长征后“胜利到达延安”,其实不然,从长征胜利到进驻延安的中央,中共中央和红军还履历了一年多异常阴险的时光。几近山穷水尽,最终柳暗花明。

今天,让我们重温那段历史。那时,在各方气力凶猛博弈之际,走错一步,接踵而来的可能就是灭顶之灾,中国共产党为何仍然能够保持准确的航向?

1 “第二次长征”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历时一年、纵横11个省,到达陕北吴起镇,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集会,宣告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竣事。

此前,从鄂豫皖苏区出发的红二十五军,在这一年的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这是最早到达陕北的一支红军。

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于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区域,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胜利竣事。

但鲜为人知的是,就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不久,中共中央却被迫谋划要最先一次新的长征。

1936年11月8日,率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正在执行宁夏战争设计的徐向前接到中央军委通知:一是放弃宁夏战争设计,二是中央军委提出了《作战新设计》。

徐向前厥后在《徐向前元帅回忆录》一书中,详细记录了“第二次长征”的设计:

“……第三,(红军造船准备东渡入晋)云云时我与蒋阎之妥协乐成,则依协定行动。云云时妥协不成,则执行东征。入晋后如能遵照妥协条件加入抗日,则执行抗日。如不能抗日,则第一步占领同蒲铁路作战,扩大红军;第二步如无妥协希望,东进有甚大难题,则出至冀豫晋之交;并应设计第三步,出至直鲁豫之交渡黄河;第四步到皖鲁;第五步到鄂豫皖;第六步到鄂豫陕,尔后再转西北。以一年至两年全成之。目的在于扩大政治影响,扩大红军,争取统一战线在天下胜利,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争取抗日。第四,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确立凭据地,直接买通远方为义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

《作战新设计》中所言“与蒋阎之妥协”,是指那时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政府在上海的隐秘接触谈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纪录:“1935年华北事情后,面临日本的步步紧逼,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一方面计划行使苏联牵制日本,为此南京政府与苏联的关系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在以军事气力祛除共产党为主的目的下,也计划行使抗日的旌旗,以极苛刻的条件同共产党谈判,以到达‘溶共’的目的。以是,从1935年冬最先,国民党先后在上海、南京、莫斯科隐秘同中国共产党人接触。”

蒋介石一边派人与中共代表隐秘谈判,一边调遣重兵在西北区域贪图“清剿”陕甘凭据地和红军,意欲政治、军事双管齐下,迫使共产党和红军就范。

中共中央发出《作战新设计》之前,红军正在执行占领宁夏、买通苏联的宁夏战争设计,在渡黄河时被国民党中央军关麟征部突入,截为两段。徐向前和陈昌浩率领已渡过黄河的军队组成西路军,最先了悲壮的行军;而留在黄河东岸的红军主力,也被逼入甘北定边、盐池一带的狭窄地带。

蒋介石马上感受胜券在握,针对正在上海举行的隐秘谈判,开出了羞辱性的条件。

《毛泽东年谱》纪录,1936年11月10日,“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馆同陈立夫谈判。陈立夫配合蒋介石在西北的军事行动,态度突变,提出必须作废对立的政权和军队,红军可保留三千人,师长以上向导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按才任命,并要周恩来出来谈判。潘汉年严词拒绝。”

“第二次长征”就是在这种靠山下提出来的,为了生计,再危险再魔难,红军也得拼死一战。

凭据《作战新设计》,除西路军外,其余红军主力将用一到两年的时间,突围转战华北和中原,经山西、河北、河南、湖北,再打回陕南,回到陕北。这无疑是一次极其阴险的远程征战。

在此前的长征中,红军主要是在远离蒋介石政府统治中央的西南、西北作战,主要对手是军阀军队,尚支出了惨烈的牺牲,例如中央红军,从江西最先长征时有八万人,到达陕北时只剩七千余人。

而凭据《作战新设计》,红军主力突围偏向是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焦点区域,面临的敌人是精锐的国民党嫡系军队,作战难度可想而知,势必会支出比长征更为惨烈的牺牲。

2 强敌环伺

事实上,红军长征一竣事,就在为扩大生计空间而四处钻营突围之道。

陕北地域广漠但土地贫瘠,无法养活一支雄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这一矛盾加倍尖锐。

《徐向前元帅回忆录》一书中写道:

“中央又将陕甘宁凭据地的难题情形,向我们作了转达:‘陕甘宁苏区疆土颇大,器械长约一千二百余里,南北亦六百里,现有盐池、定边、靖边、清闲、安塞、延川、保安、环县、豫旺九城在我手中。’‘各县论地情则山多,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户少,交通运输未便,不宜雄师队运动。人口总数只四十余万,苏区内当红军的已跨越三万,物产一样平常穷困,农产除小米外,小麦及杂粮均缺,不能供应雄师久驻。’彭德怀也给我发过一个电报,内容和中央的电报差不多,我印象很深。我军在甘南占领的区域,人口约八十万,而陕甘宁凭据地的人口,才四十余万,相比之下,我们的处境还好些……”

除了贫瘠的土地,红军还面临着更大的威胁——强敌环伺:中央红军初到时,陕甘凭据地的南部和西南部,有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北部有西北军井岳秀师和高桂滋师,东边是阎锡山的晋绥军,西边是凶悍的“马家军”。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此前一直在外地与红军涣散作战的国民党嫡系军队也合围过来,虎视眈眈,獠牙森森。

今日翻阅《毛泽东年谱》1936年这个时间段的纪录,能够读出昔时重压之下那边可去的焦虑,在毛泽东的电文中,多处泛起“凶猛扩大红军”,“凶猛”二字,足见昔时的紧张局势。

在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尚在长征时,红一方面军一边发动群众、“凶猛扩红”,一边先后组织了东征和西征。

东征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由彭德怀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东渡黄河,与阎锡山部鏖战。蒋介石紧要召集10个师分两路支援阎锡山,红军在收获战果后,撤回河西,竣事东征。

西征偏向是陕、甘、宁三省界限——国民党军队气力的微弱区。红军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兼政委,在凶猛战斗后开拓了纵横400余里的新凭据地,与陕甘老凭据地连成一片。

与此同时,红军初到陕北,与张学良的东北军打了几场恶仗,一战劳山,二战榆林桥,三战直罗镇,把东北军打得丢盔弃甲。

中共中央剖析形势,加大了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力度。经多轮谈判,张学良最终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住手内战、配合抗日的政治主张。

在争取张学良的同时,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对杨虎城的说服事情,经由多次谈判,杨虎城示意赞成互不侵犯、作废经济封锁、确立军事联络、团结抗日等主张。

从1936年上半年最先,红军同东北军、西北军之间,实际上住手了敌对状态,基本上形成了统战的“三位一体”局势。

然则,危急远未排除,敌情仍然严重。

1936年9月,红二、四方面军长征进入陕甘宁,即将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但国民党嫡系军队胡宗南第1军、王均第2军、毛炳文第37军及关麟征、杜聿明的第25师等十万雄师也随之而来,控制了西安到兰州的公路。

在东面,国民党又新增了三十万雄师,控制了潼关以南的陇海铁路——这是蒋介石摆平1936年6月至9月的“两广事情”后调来的生力军。

【注:“两广事情”为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广西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等为否决蒋介石吞并地方势力而发动的一次事情。】

再加上蒋介石趁红军东征,以“支援”之名硬“掺沙子”挤进山西的汤恩伯与陈诚两支人马,就此形成了国民党嫡系军队与“马家军”对红军铁壁合围的态势。

蒋介石此时信心满满,声称“‘剿共’已达最后五分钟乐成的阶段!”

3 “最后一战”

红军最终没有走上“第二次长征”的阴险之路,缘故原由有二:一是山城堡之战,二是“西安事情”。

山城堡位于甘肃省环县山城乡以北及大西沟西南、断马崾岘以南地带。1936年11月18日,紧追红军的胡宗南部第1军右路第78师判断失误,孤军向山城堡偏向追击,落入红军重围。

20日晚,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受命集中优势军力歼敌,21日下昼,红军提议进攻,从南、东、北三面攻入山城堡,并乘胜追击,将敌军大部压缩于山城堡西北山谷中,经浴血苦战,至22日上午,红军全歼敌军第78师1个多旅。

与此同时,红二十八军在红井子四周击溃国民党军1军第1师第1旅。第1军其他各部仓皇西撤,国民党军对陕甘宁凭据地的进攻,实际上被迫住手。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山城堡战争异常著名,新中国诸多开国将帅都介入了此役,这是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取得的第一次重雄师事胜利,是长征最后一战,也是第二次海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

“最后一战”,并非指此役彻底打消了蒋介石“清剿”红军的念头,而是给红军争取到了一次名贵的喘息之机,更成为诱发“西安事情”的一个重要因素。

“西安事情”对于中国历史的意义,不用赘述,它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奠基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海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势转换的枢纽,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之历史孝敬,千古留芳。

从山城堡战争到“西安事情”,可谓环环相扣,步步惊心。

史料解密显示,东北军的默契“配合”,也是红军取得山城堡战争胜利的一大缘故原由。

那时,胡宗南不原意与红军单打独斗,硬要拉上东北军“陪打”,他打左路,让东北军主力第67军军长王以哲打右路。东北军已经跟红军达成了和平协议,王以哲本人更是在1936年7月由周恩来先容,隐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怎会听胡宗南的话去“陪打”?

胡宗南在认真进攻,王以哲却一直在磨洋工。胡宗南气获得蒋介石处告东北军消极怠工,蒋介石施加压力,第67军才出动,但走走停停,听凭胡宗南的军队孤军深入,被红军包了饺子。

陷入重围的手下向胡宗南求救,胡宗南又向王以哲求援,但王以哲“为难”地诉苦说:前进军队接纳无线电静默,自己和前方军队失去联络,不知道各师在那里,无法下达下令。胡宗南闻听此言,目瞪口呆,却又无可奈何。

山城堡一役后,胡宗南被扑灭一个旅,蒋介石也心疼不已,他心知肚明王以哲和第67军在“打假仗”,一方面电斥张学良,要求追究责任,另一方面,直接给王以哲发电,逼他与红军单独决战,否则新账老账一起算,军法从事。

王以哲压力山大,一方面找种种捏词搪塞蒋介石,另一方面与红军保持亲切联络。11月23日,山城堡战争竣事翌日,西北“剿总”延续电令王以哲前进,王以哲索性关闭了电台,西北“剿总”一看联系不上,直接动用飞机给他空投指令。

《王以哲之死——东北军介入西安事情委曲》一书写道,“(1936年12月8日,蒋介石接见王以哲时),毫不掩饰且十分严肃地威胁王以哲:‘王军长,你不遵守我的下令,就是抗命,你怎么当的武士!你的军队里有电台跟红军联络,你以为我不知道?’”

蒋介石逼王以哲卖命打红军,否则就滚开。王以哲把此事告诉了张学良,后者示意:把东北军调出西安或努力“剿共”,这两条都不能接受!

“把东北军调出西安”正是蒋介石的设计:张学良、杨虎城两部若是再不努力进攻红军,就划分调到福建和安徽去。他的逻辑是,既然你俩“剿共”不力,不能信托,就请你们让出地皮,我让听我下令的人来打红军。

对于张学良和杨虎城来说,让出西北地皮,到人生地不熟且处于“中央军”势力范围的福建和安徽,完全是死路一条。

蒋介石急于早点实现“最后五分钟乐成”,种种威胁、强制,而张学良和杨虎城基于抗日民族大义不愿意打内战,又想保住自己谋划多年的地皮和军队。历史的张力,终于找到了发作点。

张学良告诉王以哲,在万不得已的情形下,只有扣蒋、“逼蒋抗日”一条路。王以哲说:“副司令有刻意,就干吧!”

两人对话之际,距离“西安事情”发作另有4天。

4 信仰的气力

今天,再读1936年这一年的历史,何等庆幸红军没有最先“第二次长征”,也让人深思“历史何以云云”。

历史看似充满了机缘巧合,但实质有其内在逻辑。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统一战线的威力有多大?可看看1936年冬天蒋介石威胁王以哲进攻刚打完山城堡战争的红军时,王以哲以“弟”自称给彭德怀发的一封电报。

《王以哲之死——东北军介入西安事情委曲》一书收录了这封“奇异”的电报:

“(甲)弟部无日不奉飞机投令并电令严催,今日愈甚。(乙)弟部由预(豫)旺堡至环县、山城堡、洪德城做三日行程,兹意延六七日,着实无法再缓。(丙)张先生(注:即张学良)意如更于延续,于各方也似未便,总以于协同之中央能不露痕迹为当。(丁)基上数点,弟部定于有日午(注:指25日中午)进至洪德城、环县。(戊)弟进兄让,兄已言之,务请兄克践信誉,并向朱、张、肖、贺诸同志解说,勿生误会,是为至盼。”

王以哲本来是红军的死敌,先是介入“围剿”鄂豫皖苏区,厥后一起尾随最先长征的红二十五军,从河南追到陕南,又追到陕北。这样的死敌能够成为“同志”,在于中国共产党基于匹敌日救亡运动历史局势的判断剖析,制订出适合新情形的完整政治门路和战略目的。

这不得不提1935年12月的瓦窑堡集会。这次集会着重讨论天下政治形势和党的计谋门路、军事战略,确立了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计谋,并响应调整了各项详细政策。

在集会决媾和毛泽东的讲述中,指斥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指出关门主义的由来主要在于不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中国特殊、详细的环境中,强调党不能空谈抽象的共产主义原则,必须勇敢地运用普遍的统一战线计谋,去组织和团圆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才气取得中国革命的向导权。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急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刻,是要发生盘据的。”“把这个阶级关系问题总起来说,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转变上面,转变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削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

“九一八”事情之后,东北军背负着家仇国恨,另有“不抵抗”的屈辱,完全可以团结过来。

1936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制订《关于东北军事情的指导原则》的党内文件,指出: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争取东北军抗日是我们的基本目的”;党在东北军中的事情目的,不是瓦解东北军,盘据东北军,也不是要把东北军酿成红军,而是要使东北军酿成红军的友军,使东北军执行彻底抗日的纲要。争取的设施,主要靠耐心说服与注释事情。

文件还指出,在东北军内的统战事情,应是“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同时并进与互相配合”,上层统一战线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中共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评价说:这些目的和以前“左”倾错误的目的显著差别,实际上不只是适用于争取东北军,最终进一步扩大了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端形成了西北大团结的局势,从而推动了天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

在指斥“关门主义”倾向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同时强调: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既要团结一切抗日气力,又要坚决不摇动地统一切摇动、妥协、投降和叛变的倾向作斗争。共产党必须以自己彻底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和行动去取得统一战线的向导权。

这就是共产党的硬骨头!即便在最危险的时刻,也不会放弃原则。

《毛泽东年谱》纪录,在“西安事情”发作前两天的1936年12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指出差别意蒋介石要求红军削减为三万的要求,“基本拒绝其侮辱红军之态度。红军仅可在抗日救亡之前提下认可更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线,遵守抗日指挥,不能削减一兵一卒,并须扩充之。”“我们愿以战争换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

同时,毛泽东、周恩来还致电正在上海谈判的潘汉年,指出:“红军不能削减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之。脱离执行抗日救亡义务,无任何商量余地。”

今天,有些人提及“西安事情”,总归结于张学良的一时冲动。事实并非云云,学者谢春涛在《入党——40小我私家的信仰选择》一书中专程写了张学良的入党往事:在与周恩来谈判时,出于对国民党的失望,感于共产党的魅力,张学良提出入党,中共中央也赞成,但由于共产国际的否决没能加入。但他在晚年的口述历史中说道:“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不只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我的心里。”

这就是信仰的气力,足以改变历史走向。

参考资料:

1.《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1月

2.《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

3.《徐向前元帅回忆录》|徐向前,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8月

4.《王以哲之死——东北军介入西安事情委曲》|施原,现代出版社,2017年7月

5.《入党——40小我私家的信仰选择》|谢春涛,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

栏目主编:张武 文字编辑:宋彦霖 题图泉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邵竞

泉源:作者: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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