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晔旻

忽必烈在诏书里认可金银的职位，之所以要加上“不得不”三个字，是因为在法律上，元朝禁用铜钱、金银。好比至元十九年（1282）中书省发表的《整治钞法条划》、至元二十四年（1287）尚书省颁行的《至元宝钞通行条划》里均有明文划定：克制民间私自生意金银；也克制民间使用铜钱。金银必须集中于政府，由政府生意金银。固然，元朝领土辽阔，关于白银的禁令也不见得随时随地都获得认真的贯彻。但从逻辑上说，朝廷既然禁绝金属钱币使用，难不成倒退到以物易物的时代？

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继宋、金之后，纸币在元朝的普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之前宋代刊行的纸币不过是铜钱等的代用物（类似兑换券），而元代纸币在许多时间里是唯一的法定钱币。那时来到东方的外国人，莫不以惊异的眼光看待这一事实。赫赫有名的马可·波罗就专门提到元朝的纸币：“这种纸币大批制造后，便流行在大汗所属的河山各处……所有老百姓都毫不迟疑地认可了这种纸币，他们可以用它购置他们所需的商品……总之，用这种纸币可以买到任何物品。”他甚至把刊行纸币一事，看作大元天子的“点金术”。

明“金花银”银锭

不幸的是，元朝过于“超前”的钱币政策却造成了灾难性的效果。纸钞的低廉成本和它“被划定”的相当数额白银的价值之间存在伟大利益空间，引发了统治者的贪欲：一方面，元政府将各地钞库的白银运往多数（今北京），使得“银钞可以互易兑换”成为一句空话；另一方面，由于历久战争和统治者的浪费，元朝的财政始终入不敷出，忽必烈时代的至元年间（1264—1294），财政收入尚且是支出的一半，到了末代天子元顺帝时期（1333—1368年在位），财政支出居然膨胀到财政收入的400多倍。换句话说，99% 以上的支出要靠刊行纸钞来填补！随之而来的自然是天文数字般的恶性通货膨胀，财政停业导致的民怨沸腾，亦是元末农民起义的一大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