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与邓小平:战场上的最佳同伴

身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会不会说外语,水平又怎样呢?珍贵的历史镜头给你答案

◆周恩来阅读英文报纸 周恩来青年时有着去日本、法国、德国等多国留学的经历。1949年新中国成立,直到1958年,周恩来还亲自兼任外交部长,尽管有如此之多的外国交往史,但我们在一些常见的影像资料里面看到的,一般都有翻译站在身边,很少能够听到和看到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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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邓小平在解放战争时期合影

■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

  刘伯承与邓小平,有着13年配合指挥军队的战斗生涯,有着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友友谊。刘伯承生于1892年,年长邓小平12岁,两小我私家都属龙。他俩是两条真正令中国人自满的威猛巨龙。在他俩相遇之前,人生履历就有了一些玄妙相通之处。刘伯承、邓小平都是四川人。刘伯承20岁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1916年加入诛讨袁世凯的护国战争时,已是军中一员猛将。当16岁的邓小平远渡重洋到法国求学时,刘伯承已是川中名将了。1926年,邓小平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刘伯承1927年也到了莫斯科,进了高级步兵学校,随后又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系统学习军事理论。1930年,邓小平在广西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之时,刘伯承也回国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协助周恩来处置中央军委的一样平常事情。

  1931年,邓小平、刘伯承先厥后到中央苏区。在这里,两位四川老乡首次碰头。刘伯承给邓小平留下了“忠实、真挚、和善的深刻印象”。1932年,邓小平调任会昌中央县委书记,刘伯承出任中央军委总顾问长。他们都坚决地与王明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门路举行了斗争。在王明宗派主义“无情袭击”的组织门路之下,邓小平被打消了中央县委书记的职务,受到党内严重忠告处分;不久,刘伯承也因否决中央军事顾问、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军事指挥上的教条主义,被打消中央军委总顾问长职务,下放到红五军团任顾问长。他俩配合加入了长征。1934年底,在毛泽东等人提议下,邓小平再一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职务。险些也在同时,刘伯承也被调回军委,重新担任军委总顾问长。他俩又一起加入了遵义集会。

  抗日战争发作后,1938年1月,邓小平调任第一二九师政委,今后,邓小平与刘伯承最先了长达13年亲密无间的互助。他俩这种亲密无间的互助,使一二九师像一把利剑,直插在敌人的心脏——太行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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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29师向导人李达、邓小平、刘伯承、蔡树藩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桐峪镇合影

  在太行山的日子里,刘邓二人慎密配合,通力互助,使一二九师及晋冀鲁豫抗日凭据地的事情有条不紊,在抗日战争最艰辛的岁月里越战越勇,越战越强。据刘邓老手下们回忆:刘师长给我们总的印象是对党忠心耿耿,对事情极端卖力,热爱人民,体贴同志。他年高德劭,平易近人,使你在他眼前,能感应一种慈父般的温暖;邓政委在向导作风上的特点是刻意武断,爽性,对干部要求严酷,并敢于指斥,给人的印象像个严师。慈父与严师,文武双全,是为强将。

  刘伯承和邓小平的互助是头脑和意志一致的互助,是真诚的互助。在一二九师事情过的同志都知道,只要邓小平表过态的事情,你去问刘伯承,刘伯承一定说:“按邓政委讲的办。”同样,通常刘伯承说过了话,再去叨教邓小平,邓小平也必定说:“照刘师长讲的办。”一二九师师部的许多多少同志都记得师长常说的一句话:“政委说了,就是决议,马上执行。”

  他俩不仅是事情上的好搭档,在一样平常生涯中也是相互体贴、相互悬念的好战友。邓小平经常提醒师部事情人员:师长年数较大,视力也弱,人人要特别注重,小事多找我和顾问长,大事才找师长决议。为了照顾刘伯承的身体,邓小平总是把许多组织执行、起草讲述、签发电报等义务担当起来,只管减轻刘伯承的体力肩负。有一次,军队经由黄泛区,天上有敌机轰炸,脚下是没膝深的烂泥,行走十分困难,邓小平搀着刘伯承,走过了几十里的“水乡泽国”。1940年,百团大战最主要的时刻,那时在一二九师师部事情的张香山,看到了极为感人的一幕:“有一天,顾问长打电话叫我到他那个地方去。一进去,看到他们两位,邓小平同志举着蜡烛,刘师长顺着烛光察看舆图,找地名。他们看的是贴在窑洞墙上的一张五万分之一的舆图。由于刘师长一只眼睛失明,看器械不大利便,以是,邓政委举着蜡烛的手,随刘的手移动,刘指到那里,邓就把地名念出来。刘的眼睛欠好,邓忧郁累着他。我革命了几十年,像刘邓这样深的情绪见得不多。真是高山仰止,令人感动。”

  同样,刘伯承眼中的邓小平也像亲兄弟那样叫人牵挂。1942年3月,邓小平去太岳、中条山检查事情。临行之际,刘伯承送了一程又一程。送走之后,他马上对顾问长李达说:“现在敌人扫荡很频仍。我们对邓政委的平安一定要保证。你马上通知邓政委要途经的几个地方,叫他们把接送情形,在当天电告师部。”就是这样,刘伯承仍然天天记挂着暂时星散的邓小平,天天都到值班室询问邓小平的行踪。

  3月19日晚上,他又来到值班室,值班顾问讲述,刚刚收到电报,邓小平今晚要通过白晋线去太岳。由于白晋线是日寇重点防御的区域,刘伯承放不下心来,他让两位值班顾问去休息,自己要亲自守候邓小平的新闻。两位顾问说:“我们不困,照样师长去休息吧。”刘伯承一手拉住一个,把他们带到隔邻休息室里,按到床上,盖上被子才走。那一夜,刘伯承一直守在值班室里,一边检查值班日志,一边守候新闻。深夜,接到陈赓发来的电报:邓政委已平安到达太岳。刘伯承才舒了一口气,叫醒了两位睡得甜甜的值班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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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邓小平、卓琳、刘伯承、汪荣华和他们的孩子在河北武安县留影

在刘邓互助指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13年中,一个军事主官,一个政治主官,留下了一段“刘邓不可分”的美谈。在他们配合组织的历次重大战争行动中,许多重大的作战方案是他俩一起商定;种种下令都是以刘邓联署方式签发;许多次主要战争是由他俩配合指挥。刘邓雄师的英名远播四方,令抗日军民鼓舞,令敌人丧胆。一二九师和第二野战军的战史中融会着刘邓的智慧,不可分,也分不清。

  直到目前为止,许多刘邓联署的电报,除了因两人分在两地对照容易确认是其中一人所为外,其余均很难确认出自他俩之中何人之手。一份电报里,经常既有刘伯承时刻研究与总结的战术问题,也有邓小平极为关注的地方武装配互助战和凭据地支援问题,在编写他俩的文集时,是很难将这些质料离开来,算在二人各自的头脑功效上。而同时,若是这些由刘邓合署的文件不计算在刘或邓的头脑生长之中,那么,对于刘邓头脑的研究必将是极不周全深刻的。那时任第二野战军新华分社社长的前线记者李普说过:“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这句话生动表达了刘邓不可分这一特殊的历史征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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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淮海战争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与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在一起

  ■在事情方式上,刘伯承和邓小平一个“举轻若重”,一个“举重若轻”

  1992年,薄一波在“刘伯承诞辰100周年军事理论研讨会”上揭晓讲话说:“这里,我还想插述一段周恩来同志和我的谈话。那是在1950年的七届三中全会时代。在闲聊中,恩来同志若有所思地问我:你在晋冀鲁豫与伯承、小平共事多年,你对他们二位的事情怎么看?我说:他们在事情上配合得很好,确实是同心同德,和协有致。他摇摇头说:我不是讲他们的配合,而是你对他们的事情方式有什么看法。我未加思索地反问道:总理,你是老向导,又与他们相识甚早,你看呢?他爽然一笑:好啊!你又把问题原样奉还了。我也笑了:不是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吗?我们这叫‘解问还需提问人’嘛!恩来同志说,据我多年考察,他们两人的事情方式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则是‘举轻若重’。你看是不是这样?我说:完全同意总理的评价,这八个字归纳综合得很准确。他们在事情上以是配合得那样轻车熟路,生怕这是一个主要因素。接着,恩来同志又问我:那么,这两种事情方式你对照喜欢哪一种?未等我作答,他就讲开了自己的看法:从愿望上说,我更浏览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但说实在话,我这小我私家做不到这一点。我同伯承同志一样,在事情上经常是‘举轻若重’。这也许是同我历久卖力详细的执行事情有关。

  “厥后,我不时忆起恩来同志和我的这次谈话。我常想,一个向导干部要同时兼有这两种事情方式,简直很不容易。但从党的事情、一个向导班子的事情来说,却是必须同时具有,缺一不可。在举行战略决议和解决重大问题时,必须有‘举重若轻’的方式和气焰,才气增强信心,当机立断,否则就可能迁延不决,贻误时机;而在决议以后,确定详细战术和详细措施时,则必须四处注重‘举轻若重’,方能周密仔细,扎实稳妥,否则,就可能泛起疏漏,招致失误。能否善于掌握和运用这两种事情方式,是权衡我们事情中的向导水平和向导艺术的一个主要标志。”

  刘伯承的“举轻若重”首先显示在他在制订作战设计和举行作战准备上。在看待“作战义务”这个问题上,刘伯承指出,对于上级交付的义务,“首先要领会上级首长总的意图,领会上级首长给予自己的局部义务对整体义务的作用,才气在现实战斗中充分施展这一作用,以保证整体义务的完成”。对于给下级的义务,“要有重心而十分明确”,“必须凭据当前详细的现实情形,发出顺应情形的详细指示”。为了使军队准确地领会义务,他对发出的每一个战斗下令,总是逐字逐句地推敲琢磨。他常说:“接触这玩意,可不能纰漏,一字之差也会死许多同志,甚至影响整个战斗的成败。”他还凭据义务的轻重缓急和局限所及,专门划定了基本下令与战斗下令、训令与下令的差别形式,以便于各级指挥员分类掌握和使用。他否决只凭想当然就投入战斗的轻率行为。他曾尖锐地指出:“不仔细研究下令,不明确下达义务,那是犯罪行为。”

  邓小平十分赞赏刘伯承的这种作风。他说:“伯承对上级下令和指示,从未粗枝大叶,总是读了又读,研究了又研究,力图顺应自己的事情环境而加以实现。在执行中,且时时注重检查,务使贯彻‘海底’。‘深入海底’,差不多是他一样平常教育同志们的口语。”

  邓小平还说:“伯承善于总结履历,把军事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又善于缔造性地用理论指导军事实践。”刘伯承险些每遇大战必做作战总结。在他的总结中,不仅总结我军自己的作战履历,而且善于总结敌人的作战纪律。他以是能够经常声东击西,就是由于他对敌人的推理熟悉十分仔细深入,故而能够用兵如神。七亘村战斗,重叠设伏,就是捉住了日军的骄横心理,以为我军绝不敢再在原地打一仗的一样平常估量而设计的一场漂亮仗。那时,刘伯承曾说:“日军对我国的兵法是熟悉的,也明白‘不得遵常’的用兵原则,我们要捉住日军迷信教条的心理,就在原来地方再次设伏。”著名的神头岭作战的伏击地址,是刘伯承亲自勘探决议的。该地山梁狭窄崎岖,未便于我军力睁开,有些同志以为不宜选作伏击战场。然则,刘伯承剖析以为,敌人也会以为这里的地形对我晦气,估量我不会在此设伏,而对此地麻痹大意。我偏一反通例,在敌人以为我不会设伏的地址设伏,袭击敌人。厥后现实情形解释,刘伯承的反推料敌十分准确,敌人果真根据他的放置行动,使得神头岭一战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全军尽没。

  刘伯承的臆则屡中,来自他对每一场战斗的认真仔细总结。1992年由解放军出书社出书的《刘伯承军事文选》共收录刘伯承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论著24篇,其中有11篇是关于对敌作战的战术考察或作战总结的文章,其余是以刘邓联名方式所作的战术总结。战斗总结就更多了,险些每一次较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都有详细的作战总结和履历先容。

  据李达回忆,在百团大战时代,“刘师长对所有作战方面的上报资料都看得异常仔细,甚至连一个工兵组善于爆破手艺的总结,他都认真读过,并签上他的名字。记得他曾经拿几份质料要我看,还说:‘你看看,敌人在主要铁路上也是军力不足。落摩寺战斗中就发现了敌人搞的稻草人,有的车站上发现了假炮,飞机上投下的降落伞也有假的。看来,敌人的名堂还不少哩。这是由于日军战线过长,军力不足,无法兼顾,形成四处挨打的架势,就好比一头野牛在沟里吃草,向左伸嘴左边挨一棒,向右伸嘴,右边挨一棒。效果在左右受敌之下,只有亏损。’”对于上报下发的作战总结和战术指导,刘伯承总是逐字逐句修改,然后很快上报下发。

  邓小平的“举重若轻”则显示在他善于驾驭和处置那些错综庞大的事情,善于在处置庞大事物中捉住主要矛盾,以纲带目,总揽全局。许多与邓小平共过事的同志对于小平的这一特点念念不忘。杜润生在回忆中说:“小平同志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的心胸和气概。我在小平同志向导下,事情的时间算是对照长。从太行山到南下进军大别山。在中原局,小平同志是书记,我是秘书长。”“小平同志的心胸和气概是什么呢?那就是顾全大局,实事求是。在庞大环境里,在许多事情义务中,捉住主要环节,勇往直前。他是用大手笔写历史的人,写主要历史篇章的人。这种人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他们能超越自我,顺应历史呼叫。平素和他接触,感受他和凡人无异处,也说笑话,也打扑克,搓麻将,喜好孩子,吃爱吃的菜。可是在历史的生死关头,哪怕是泰山压顶,大难临头,总是知难而进,顶风搏浪,毫无畏惧,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在邓小平向导下事情多年的宋任穷回忆说:“小平同志履历丰富,考察问题敏锐、深刻,思索缜密周密,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式对纷繁庞大的问题作出精炼的剖析和武断的决议。但讲话言简意赅,一语中的,从不长篇大论。他提倡讲短话,写漫笔,开短会,主张‘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加入他主持的集会,既解决问题,又不占许多时间。1961年小平同志到东北视察,在调查研究后揭晓了主要意见。他强调要正确处置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和农轻重(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对这几个方面要适当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提出东北要解决两个粮食自给:一是人吃的粮食要自给,二是工业的粮食――煤炭也要自给。他还提出一定要解决好向导焦点问题,企业、车间、小组都要有焦点,要勇敢选拔年轻干部,焦点要有老的,也要有新的。他说:‘选主干,不能光看能说会道,张牙舞爪的,要踏踏实实、实事求是、老老实实事情的人。’小平同志还大力提倡植树造林,说‘一棵树至少能蒸发两吨水,一棵大树能蒸发八吨水,森林就是最好的水库。’小平同志的指示捉住了那时东北事情的关键问题,有很强的针对性,至今仍有主要的指导意义。小平同志具有高度的智慧和果敢的性格,他依靠群众,尊重现实,又善于调动和施展向导班子的团体气力,因此许多庞大而艰难的义务,在他的运筹指挥下,都能获得顺遂解决。”

  抗日战争中的邓小平所担负的事情,真正是错综庞大,头绪繁多。他除了一直担任第一二九师的政治委员以外,1942年9月,最先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1943年10月,中央决议中共北方局与太行分局合并,八路军总部与一二九师合并,邓小平又担任北方局署理书记。不久,彭德怀、刘伯承等一大批晋冀鲁豫凭据地的主要干部都受命脱离太行去延安,加入学习并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邓小平要统管晋冀鲁豫抗日凭据地的政权建设、地方武装建设、土地改革和军队的政治、生产、后勤、文化、训练,以及对敌斗争中的统一战线、敌军事情、除奸反特等等。在这样众多的繁重义务中,邓小平总能轻车熟路,从容解决,这就与他“举重若轻”的事情作风慎密相关了。没有这样的心胸与气概,是很难胜任这样繁重的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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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头,刘伯承、邓小平同率军队解放成都的贺龙(左二)、王维舟(左一)在重庆相会

  ■心心相印,配合默契,缔造出了战场上一个又一个事业

  在历久亲密无间的互助中,刘伯承、邓小平结下了深挚的友谊。

  1942年12月4日是刘伯承50大寿。邓小平揭晓了《祝福我们通力互助的事业胜利――庆祝伯承同志五十寿辰》的文章。文章说:“我同伯承同志熟悉,是在1931年,那时我们都在中央苏区。厥后都加入了长征。而我们共事,是在抗战以后。五年来,我们生涯在一块,事情在一块。我们之间情绪是很融洽的,事情关系是异常协调的。我们有时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对照对,就一致地做去。我们往往听到某些同志对上下、对同级发生意气之争,遇事总以自己对,人家纰谬,总想压倒别人,提高自己,一味逞英雄,充‘山大王’,效果弄出错误,害党误事。如果这些同志一切从国家、人民和党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小我私家的声誉职位出发,那又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伯承同志即是不断地以这样的精神去说服与教育同志的。”

  刘伯承与邓小平心心相印,亲密无间的互助,缔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一个又一个事业与胜利。经由13年的戎马生涯之后,到1950年,这对履历战争磨练的革命战友要分手了。刘伯承受命到南京筹备军事学院,邓小平则继续留在西南搞建设。临别时,刘伯承把自己年轻时的一张照片赠给邓小平留念,并在照片的背后亲笔写下了一段文字:“1916年袁世凯称帝,发生反袁战争。我在讨袁战争中于是年阴历2月27日在四川丰首都脑顶受伤,右眼残废。此为前一年所照之相,历今36个年头始获之。置之座右,以博一粲。”

  这是一张刘伯承十分珍爱的照片。照片上的刘伯承英姿勃发,双眼炯炯有神,是他右目残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这张照片自己又履历了一场传奇,战乱之中,刘伯承把这张照片丢失了,1950年才在重庆的一位友人家中重新获得。刘伯承把这样一张珍贵的照片送给了与自己互助共事13年的亲密战友邓小平,其中的深情是不难体会的。对此,邓小平心心相印,把这张照片深深珍藏在心里,直到刘伯承去世以后,邓小平还在悼词中提到这张照片。他说:“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历久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伯承早年从军,戎马一生。在辛亥革命后的护法战争中,他就是‘手执青锋卫共和’的一员猛将。我至今保存着他赠给的1915年所摄的照片,那时,他22岁,风华正茂,雄姿英发。”我们“前后共事十三年,两人情绪异常融洽,事情异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兴趣也不尽相同,但互助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以为相互难以离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接触,我的心情是异常愉快的”。

  正是这样的一对亲密战友,一个举重若轻,一个举轻若重。他们在战场上配合默契,轻车熟路,在事情中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带出了一支英勇善战的人民军队,打出了一片晴朗天空。■

文/谭一青

本文为《党史博览》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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