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中，中朝两军团结作战指挥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鲜为人知的是，团结司令部从最先酝酿到最终确立，经过了一个庞大而艰难的历程。

“联司”主要指挥员

“中朝团结司令部”转达奖励第60军文件影印件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当日，美陆军第1军已占领平壤，美军和南朝鲜军以部门军力对于朝鲜人民军北撤军队和游击队，并集中4个军、10个师、1个旅和1个空降团，于器械两线，分兵多路向朝中疆域推进。此时，朝鲜人民军司令部可调动的军力已不足4个师，其余军队都被支解打散、各自为战。在此形势下，因没有团结指挥与协同作战的机制，志愿军无法取得朝鲜人民军的支援，只能依赖自身扭转战局。

在志愿军入朝参战前，1950年10月上旬，周恩来曾赴苏联与斯大林举行谈判，商议了中朝团结作战及确立团结指挥机构的问题，但斯大林未予明确回答。10月21日，就在我发兵朝鲜后第3天，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向朝鲜宰衡金日成提出，希望金日成率领人民军最高司令部搬至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随时协商作战指挥及其他重大事宜。金日成决意派内务相朴一禹作为朝鲜代表驻志愿军司令部，卖力两军协调。10月25日，朴一禹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并担任志愿军党委副书记。

然而，由于未确立团结指挥机构卖力两军的协调事情，在第一次战争中，因义务区分不明、相同乏力，多次发生因朝鲜军民退却导致志愿军行军受阻、朝鲜人民军坦克误击志愿军等事宜。此外，后勤物资运输和保障也泛起不少杂乱。两军逐渐意识到，无论是战略计划照样战争实行，都迫切需要组建团结作战机构、举行统一指挥。

第二次战争时代，随着敌后朝鲜人民军与志愿军会师，其北方军队也基本整训完毕，两军团结作战问题加倍突出。针对这种情形，彭德怀建议金日成和苏联驻朝鲜大使斯蒂科夫常驻前方，并由金日成、斯蒂科夫和彭德怀组成一个三人作战指挥小组，卖力军事事务并制订与作战有关的现行政策。11月13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征求其对朝鲜境内作战的统一指挥问题的意见，并转述彭德怀的建议。16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示意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朝鲜境内的作战，并将统一电报发给金日成和斯蒂科夫。

12月3日，金日成接见北京，双方商定确立团结司令部统一指挥两军作战及前线流动，但不对外公然。8日，周恩来起草《中朝两方关于确立中朝团结指挥部的协议》，在征得金日成赞成后，该协议成为确立团结司令部的重要依据。12月上旬，志愿军与人民军团结司令部（简称“中朝团结司令部”或“联司”）正式确立，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朝鲜方面由金雄、朴一禹划分任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1951年头，增补邓华为“中朝团结司令部”副司令员。1952年7月，朝鲜方面以崔庸健接替金雄任副司令员，1953年2月又接替朴一禹在“联司”的事情。

自1950年12月中旬起，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最先在“联司”的统一指挥下实行团结作战。1951年1月，两军突破敌“三八线”既设阵地，粉碎了敌整军再战的贪图，将战线推进到“三七线”四周，赢得第三次战争的胜利。

在第四次战争中，两军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举行坚守防御、战争还击和运动防御作战，最终毙伤俘敌7.8万人，为第五次战争缔造有利条件。第五次战争历时50天，两军共毙伤俘敌8.2万人，迫使“团结国军”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息兵谈判。此外，在“联司”的统一指挥下，中朝两军先后赢得1951年夏秋防御战争、1952年春夏牢固阵地战争、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等各种局部战争的胜利，并在1953年夏日还击战争后，将战线彻底稳定在“三八线”四周，最终促成了息兵。（凡华锋 谢 引）

泉源： 中国国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