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园虽非,终是念想之地

这是毛泽东一生之中最难的抉择之一,志愿军入朝决断始末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一场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即将在血与火的抗美援朝战场上拉开帷幕! 此时的新中国,刚满周岁。中华民族历经了百余年屈辱动荡,浴火重生的新中国正是一穷二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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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桂荃与梁思成一家,约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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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桂荃原来所住的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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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桂荃在上世纪60年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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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墓,右后方的松树是纪念王桂荃的“母亲树”

◎李彤

编者按 :本文作者李彤和家人在上世纪五十年月搬入手帕胡同甲33号,那是梁启超的旧居。他们的房东老太太名王桂荃,是梁启超的遗孀。王桂荃陪同梁启超经风历雨,为梁家服务三十余年,之后成为一家之主,照顾全家上下,维系后裔子孙。作者与王桂荃同处一院近十年,可称老人最后日子的见证人之一。梁门的沧桑风雨,也展现在这一处小小院落中。

我们的房东老太太是梁启超的遗孀

1958年,我家迁居了。从一座四合院搬到另一座四合院,从西长安街北边的二龙路搬到南方的手帕胡同。迁居的缘故原由是城市里也要确立人民公社,二龙路人民公社要征用我家租住的院子作驻地办公。迁居途中经由了正在建设的民族文化宫工地。在我向怙恃强烈要求下,未满8岁的我是骑着儿童小三轮车已往的,可见两点之间相距并不太远。

怙恃说,那是个名人——梁启超家的院子。固然,还没上小学的我不可能知道梁启超是谁。

我们搬去的手帕胡同甲33号,有高高的大红门,坐南朝北。它原来其实是一座府邸的后门,传说是清朝某公主府。原有三进院落,南北纵贯两条胡同,府的正门在南面的东铁匠胡同里。厥后府邸被分拆,大院一分为二,此院只是原三进院落的最后一进。以是朝北的后门成了入口,从西北角进门,向南经由一条长长的甬道,过月亮门,进入一个小跨院左转向东,绕个大弯子才能进院。跨院里有一棵大枣树,树下是露天的水龙头。跨院的南墙就是与南院的分界,中心能看到砌死的砖石门洞。

中门内里是一个完整的四合院。北房的屋檐和台阶都很高,是宽大轩敞的三间,固然是主人寓所,器械厢房和南房都要略低矮些。周围房前都有回廊,又叫抄手游廊。北房双方另有耳房,各带一个小跨院。

回廊里房间的前面,下有玻璃窗,上半部是糊着窗户纸的格棂。孩子总是好奇的,住了些日子我逐渐窥探清晰,北房三间里距离处有木雕的隔扇,似乎并不住人。东耳房是老太太的卧室,西耳房则作为客房。器械厢房里也在一侧有木雕隔扇,隔出卧室和起居的区别。

五十年以后妈妈告诉我,迁居前她和我姥姥一起来看房,姥姥溘然说:这房我来过。问她什么时刻来过,她想起来是在上世纪20年月,姥爷带她来的。敢情我家与这院子,另有宿世因缘。

我的外祖父董潨1924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北京师范大学)结业后,在几家大学和中学里任教。在西单大木仓郑亲王府(中国大学旧址,后为教育部)大院的西边,1923年确立了一所东北人子弟学校——私立弘达中学(现为二龙路中学),另有附属小学。创办人是三位东北籍的北京师大结业生吴宝谦、陈作东和杨成章(宪斌)。为了支持这所带有公益性的学校,北京师大结业的东北籍同砚都来尽义务,教授几节本专业课程,称兼任教师。我姥爷即是其中之一。

民国初年,我们所谈的这座府邸由于破落了要出售,听说要价不贵,但条件是全院一块卖。弘达中学就把这房买下来了,由三位校董平分做住宅。我姥姥就是在那时来过。

这院子的拆分是在20年月末期,到我们家1958年租住搬入时,早已又转手换过主人了。我们的房东老太太名王桂荃,她就是梁启超的遗孀。

成为一家之主,维系九个孩子的轴心

梁启超(1873~1929)在中国近代史上属凤毛麟角的真正精英人物,如果说他差一点就影响了中国政治历程的话,那么他一定已经影响了中国近代的头脑文化,甚至文章作法。对他的毕生功业和成就遗产,我本无资格置喙,我的大学同砚夏晓虹教授才是研究梁启超的专家。

且只说梁启超的私人生活。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他17岁,加入广东乡试秋闱折桂,榜列第八名,中了举人。主考官李端棻爱其幼年才高,将堂妹李蕙仙许配与他。蕙仙长梁启超4岁,两年后二人完婚。次年炎天,梁启超偕夫人南归家园。

1898年9月,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一年后李蕙仙带着长女令娴(思顺,1893年出生)和丫鬟王阿喜千里寻夫。这阿喜年仅12岁,四川广元人,幼年身世悲凉,4岁时父亲猝死,继母荼毒她,从4岁到10岁被人转卖了四次做丫鬟,最厥后到贵州的李家。李蕙仙在回乡省亲时看中了阿喜,把她带到北京,再带到日本。梁启超为阿喜起了大名叫王桂荃。

王桂荃虽然文化不高,但聪明伶俐,很快学会了一口盛行的东京话,而且是上流社会用语。她是李夫人的得力助手,是她各项意图的忠实执行者,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又是家务对外联系的主要做事人。她在一定水平上接触了日本社会的现代文明,坦荡了眼界。

在很长时间里,王桂荃的侧室身份仅限于家族内部,没有获得公然的正式名分。梁启超在家信中提到王桂荃时,多称“王女人”“王姨”或“来喜”。

正妻李蕙仙在1901年生下了儿子梁思成,她在四年前还曾诞有一子,一个月即夭折,故称思成为二子。梁启超的所有孩子包罗正妻所出,对王桂荃的情绪都异常深,他们管李蕙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梁思成厥后回忆起他小时刻的一件事,有一次他考试成绩欠好,李蕙仙气急了,用绑了铁丝的鸡毛掸子抽他。王桂荃吓坏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搂到怀里,用身子护着他。那时李惠仙还在火头上,收不住手,鸡毛掸子一下下地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事后,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温顺质朴的话教育他,让他好好念书。

王桂荃在二十二年里一连给梁启超生下并成活了四男二女,即思永、思忠、思达、思懿(女)、思宁(女)、思礼,占九个子女的三分之二。

梁启超在给孩子的信中称:“王女人是我们家庭中极重要的人物。”她担负着一人人子人的饮食起居,以慈母的心照顾着孩子们。天天督促孩子们念书写字时,自己也随着读写,日久学会了看书读报,能记账和写简朴的信。她理解和支持丈夫的事业,为他分忧解劳,忍辱负重,维护着家庭的友善清闲。

梁启超在1929年1月去世,年仅56岁,其正妻李蕙仙已先于他在1924年去世。这时王桂荃43岁。此前,她陪同风云人物梁启超履历了大风大浪,不计名分,生育子息,筹划后勤,为梁家服务三十多年。今后,她成为一家之主,维系九个孩子的轴心,一人照顾全家上下,治理先夫遗产。

亲眼看到她不因位尊有钱而稍减勤快

1950年,由于多个孩子都到北京事情,王桂荃将天津梁氏故宅的新楼和小楼一起卖掉,价值是3000匹布。王桂荃把家搬到了北京,买下了西单手帕胡同甲33号的四合院。

1954年,王桂荃与众子女合议,将梁启超的所有文稿捐献给北京图书馆,交接地址就在此房,有长女梁令娴那时写给北图的信为证:“先父手迹,得贵馆卖力保留,十分欣幸。文稿三大箱在西单手帕胡同甲三十三号梁宅,请于下星期一日——四月十九日上午前往搬取。我处有目录一份,及其他墨迹,也愿一并奉赠,请派人来取。”

1958年,是大跃进兴起的年月。王桂荃大约是响应政府的招呼,接受租客,我家才有幸搬入梁家大院,租住在三间东房里。据我妈妈回忆,租金是每月12.5元。

当8岁的我见到房东王桂荃时,她72岁。我只看到一位矮小而精壮的老太太,哪知道她履历过如上风云,更不知道在那以前,她的两个儿子已经先她而逝。1932年,梁家四子(她的老二)、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炮兵校官梁思忠,因腹膜炎误医身亡,年仅25岁。1954年,梁家三子(她的老大)、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梁思永因病去世,未到50岁。1948年,思永曾与哥哥思成一起,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那时陪着老太太同住的,是梁家五子,即王桂荃所生尚存最年长的梁思达。老太太住在北房,思达配偶住西房,两间南房住着孙辈。与我家同时,另有另一家搬进了外院的东耳房,没多久就搬走了,老太太也不再找租户,任其空在那里。而我家却与房东相处融洽,始终相安无事,相互感受优越。这样一直到八年后的浊世,仍然是同甘苦、共患难。

王桂荃年长我64岁,却对我以小弟相等,固然是按她的孙辈来叫的。她的面容甚精明,衣衫甚整齐。天天早上四五点钟她就起来,挥舞着大扫帚,在院子里哗哗地扫地。厥后在批林批孔时我读到《朱子家训》,才知道这就叫“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天气好的时刻,她经常蹲坐在东耳房外,与保姆一起择菜。在她孙辈的记述中,也说她是个闲不住的人,经常手中有活,不是打毛衣就是做针线,或是在厨房里忙碌着。而且她效率很高,忙而不乱,在与人谈话的同时,不知不觉还醒目许多事情。我亲眼看到她保持了终生的勤快,不因位尊有钱而稍减,这也是她保持健康长寿的缘故原由。

她的正厅不止是客厅,更是供奉先夫的星期之厅。正厅里迎面的条案上摆着香炉烛台,前面对称部署着红木桌椅,东边隔扇上挂着大幅的梁任公遗像。每到月朔十五,她都要上供,听说是到崇文门周围的专卖店买来的高级点心。供完撤下来后,她会亲自端着送到我家来,说:“这是供品,人人吃!”在三年难题时期,这是极为难过的鲜味,令我们孩子垂涎欲滴。

两家似乎有了刎颈交

我家能够与梁老太太相投无碍,可能是由于知识分子家庭靠山。我姥姥文化不高,却也曾是教授夫人,姥爷也去世得早,故与梁老太太很谈得来。而我父亲与梁伯伯(思达),另有大学校友和同专业之缘。

梁家的五子梁思达,那时40多岁,在中央工商行政治理局事情。他的妻子俞雪臻是外文出版社的英文打字员,是南方人,我们称她梁伯母。当我初见梁伯母时,她快要40岁,仍然很美,风姿潇洒。我进过他们的西屋,并不豪华,但整理得清清爽爽,一尘不染。

他家有三个孩子,大姐梁忆冰比我大10岁,不常见,由于她已经上了北京农业大学。二姐梁任又正上高中,三弟梁任堪上初中,他俩住在南方的两间房中。我记得常有他们的表亲张郁文、张安文来访,现在才知道是五姑梁思懿的孩子。王桂荃称我小弟,应该就是从他们那儿往下排的。作为小男孩,我经常追着几位哥哥后面,听他们谈论的话题,似懂非懂。

上世纪60年月初,西屋梁家买了那时罕有的电视机,是天津生产的北京牌,那时唯一的品牌,只有14英寸圆角的是非图像。这使我家三个孩子望眼欲穿,怙恃阻拦我们,欠好意思打扰人家,我甚至爬过他家后窗偷窥电视,那后窗就对着进大门的甬道。有时俞伯母自动招呼我们去看电视,我和妹妹带着小板凳前往,那是我们最欢愉的时刻。

我妈妈是学声乐的,家里有一台钢琴。每到休息时,她喜欢自弹自唱。我姨从苏联带回一台留声机,可以放33转的密纹唱片。买唱片要到王府井东华门大街上的专门店里,我怙恃的音乐兴趣对照洋派,常听的有斯特劳斯的圆舞曲、老柴的《天鹅湖》,以及初版的国产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我家的音乐引来了西屋梁伯母的关注,有时她会过来询问,下周也买一张同样的回来。

梁家的其他几个子女常来探望王桂荃,包罗著名的修建学家、二伯梁思成,记得只见过他一次。留给我深刻印象的是她的小儿子老八梁思礼,戴大檐帽,着笔直戎衣。他有时会住下,住在西北角的耳房里。我妈妈记得,他的夫人麦阿姨是老八路(其实是广东东江纵队)。他们有个儿子叫梁左军,比我小,是异常可爱的一个小男孩,有时留在“婆”这里玩。

妈妈回忆说,我家刚搬进梁家大院不久的一天,老太太手忙脚乱地对她说:祖宗行善呀,昨天有一架飞机爆炸啦,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死啦!这一天本应当是老八思礼的团出国,让给他们,错后一天飞的,我家思礼平安出国访问了。

我妈妈一听,巧了,妹妹工一和梁思礼是同一个出国访问团啊!原来我的二姨在1951年去苏联留学,先物理后核能,1957年结业回国,分配到新确立的二机部,搞原子能工业,以是才可能与梁思礼一起组团访苏。这样一交流,两家似乎有了刎颈交,逾越了一样平常房东房客的关系,更进一步友好了。

梁思礼1924年出生时,正赶上李蕙仙病危,身怀六甲的王桂荃一直伺候莅临产前。新生儿还没满月,正妻就去世了。梁思礼四岁多时父亲又不治身亡,全赖母亲王桂荃把他养大,并督促他念书。1941年随三姐思懿赴美留学,主修无线电和自动控制。与几个兄姐差别的是,由于战争的阻隔失去了家庭的经济来源,他要打工挣钱养活自己。1949年梁思礼博士结业,选择了回大陆。当他在海船上漂流时,由于信息不畅,老母亲王桂荃天天到天津口岸守候,望眼欲穿达半个月之久。

梁思礼回国后,在国防工业部门从事导弹和运载火箭的研制事情。直到1966年10月27日,他介入了在中国领土上举行的导弹核武器试验,震惊天下。

梁启超的遗像就挂在北屋墙上,与我近在咫尺

这梁家大院与名校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同在手帕胡同,我和两个妹妹都就近上了实验二小,受到优越的教育。1964年,我考上了北京四中,最先骑车去上学。

我在小学和初中都上过历史课,然则似乎从来没有讲过戊戌变法和梁启超。课外书我买过一本普及性的历史小册子,内里有一篇《公车上书》,可能是我第一次接触梁启超其人其事。然则在1966年,突然有一天,《人民日报》以两个版的篇幅,发文叙述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与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的门路之争。我那时上初二,首次在党报上看到梁启超的名字,精神为之一振——由于他的遗像就挂在北屋墙上,与我近在咫尺。

镇静的四合院生活在1966年8月被突然打破了,34中的红卫兵冲进院子来破四旧,老太太被拉到院子里批斗,被赶到南房的西间里栖身。那年妹妹11岁,小学不开课只能在家。有段时间全院只有她们一老一小,妹妹经常进小屋去与老人语言。

我则记得,两次抄家后的某一天,应该是秋天里,我在后院碰到了行将就木的梁老太太,她似乎是被赶到厨房里住的。她对我说:小弟,现在另有卖叉烧肉的吗?请帮我买一点,我嘴里苦得很。我就出去到西单,买了些给她。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她。

妈妈则记得,被抄后老太太天天早晨要扛着扫帚,在街道的监视下去扫街。这个她倒不怕,她已经坚持早起劳动了一辈子。她也请我怙恃为她买过叉烧肉,这事应该发生了不止一次。

1967年炎天,我家又迁居了。我家在手帕胡同梁家大院住了正好九年,几乎是我所有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2014年,我和86岁的妈妈探访,故园仍在。见大门上套的小门似乎虚掩着,就推开门,说我们原来在这里住,能不能进来看看。答话的人看似民工,挺痛快地就准许了。原来是院子里正在举行装修。

一进门就发现了转变,原来有石阶门槛的进门平台已经改成了缓坡,原来传统的门框和木门已经拆掉。已经一别47年,溘然感受它变小了,梁家老太住的北房不再显得高峻;梁柱间和房檐上所有的传统装饰细节都消逝了,原来那种上格贴纸、下嵌玻璃的窗子都已不见,换成了浅易的开关木窗。

我和妈妈一边看,一边与现场的工人搭话,问知道梁启超吗?这屋子曾经是他家里人的。多数人不知道,仅一两小我私家知道。

梁家五子梁思达于1972年退休,住在团结湖的公寓楼里。我妈妈说曾经在街上遇到他,聊过几句。他于2001年去世,享年89岁。他的大女儿梁忆冰,昔时学农的,厥后是植物检疫专家,媒体上曾经有采访报道。

八子梁思礼在“文革”初期虽也受到冲击,但在手艺上还离不开他,受到珍爱。他多次介入导弹、卫星、运载火箭的研制和发射,而且是手艺卖力人。80年月任七机部和航天部的总工程师,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是在他的两个哥哥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45年之后,创纪录地成就了“梁门三院士”。

1993年11月,在广东新会纪念梁启超120周年诞辰时,梁家后裔聚首,商议若何纪念他们的“娘”和“婆”王桂荃。王桂荃在1968年去世,没有骨灰,没有墓地,无处纪念。这时以思达、思礼二子为首,与诸孙辈议决,要在北京西山的梁启超墓地为王桂荃种一棵母亲树,以示眷念,用度由各家集资。由于墓地已成文物珍爱单元,此议要经层层批准。终于在1995年4月,在墓木已拱的梁启超墓旁,种下了一株白皮松,并立碑说明。

2014年,我又想去香山周围的北京植物园看梁启超墓,主要是为了房东王桂荃。妈妈还愿意陪我一起去。

梁启超墓园是1931年梁家在卧佛寺以东的山坡上买地确立的,周围环围矮石墙,墓园内栽满松柏。靠北正中平台上是梁启超及其夫人李惠仙的合葬墓,由梁思成设计,用土黄色花岗岩雕筑而成。在与主墓同高的东侧,另有一块卧碑,碑后立着一株松树。那就是1995年众位子女纪念庶母(实为亲娘)王桂荃所植的“母亲树”。其碑文有以下几句:“想念音容,愿夫人精神风貌常留此园,与树同在,待到枝繁叶茂之日,后人见树,如见其人。”

我妈妈站在“母亲树”碑前,说:“老太太,我们来看你了。鞠个躬吧!”我随着妈妈一起,给王桂荃鞠了三个躬。

“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我与手帕胡同梁家大院的因缘,不幸正应了这句老话。在我年近古稀之时,回忆8岁最先、16岁被无情终结的那段缘分,怎不感慨系之!

供图/李彤

王桂荃所住北房及梁启超墓园照片,作者摄于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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